解构主义在70年代声势大振时传入美国，那种法国人特有的浪漫激情和思想偏执很快被美国的实用主义精神所同化，并被耶鲁四人帮（哈特曼、布鲁姆、米勒和保尔·德·曼）发扬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解构思潮，一种新的本文阅读和文学作品批评的方法。 一、解构批评方法的“误读”性 保尔·德·曼的文学批评方法以严密细致为其特征。在德·曼看来，文学批评是一种通过对本文的阐述而升华为理论和自我意识的方法，这一方法意在从本文象征性意蕴张力中，直观本文因抒发和隐含这一双重意义之间的对立所造成的本文意义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在《盲视与洞见》一书中，德·曼指出，阅读中这种由批评家的无意的移置中心所形成的、并在自身解构中不断出现的矛盾就是一种“盲视”，而批评家只有借助某些盲视才能获得洞见。在这个意义上，德·曼认为洞见建立在洞见所驳斥的假定之上，洞见寓于盲视之中。如卢梭的《忏悔录》，表面上看是自我反思和忏悔，在深层却以堂皇的理由和曲致的行笔为自己作辩护。德·曼对解构方略的积极运用、对隐喻和转喻的区别、对“语法的修辞法”和“修辞的语法化”的深入探讨、对盲视与误读的大胆追求，使他能够进而揭示本文隐藏的多重解构力量以及这种解构方式所滋生的多重解读情境。然而德曼并没有逃脱虚无主义的侵蚀，他的本文解构本身又是一种自我解构，因为在他看来，文学作品本身就已经不可挽回地包蕴着怀疑、否定和颠覆自己旨意的各种因素：“解构并不是我们给本文加进去的东西，而是它自身构成了本文。一个文学本文在确立自身修辞方式的权威的同时，又反过来否定其自身。”[①]德·曼在强调所有文学本文都是自我解构时，认定其既肯定同时又否定自身修辞方式的权威性，这样，文学性与解构性形成一种对立性矛盾冲突。换言之，他为解构而牺牲了作品的文学性，最终把文学作品当作某种哲学本文来加以解读，并从中发掘出自身解构的结论。 布鲁姆、米勒、哈特曼的解构批评，标画出富于浪漫激情的一维。在他们看来，解构策略首要的就是消解文学和哲学的界限，将哲学本文当作文学一样的虚构的修辞学构造物来解读，并从文学作品中发掘出各种与哲学对立的意义。 布鲁姆认为，后代的诗人对其前辈的诗作往往并不是一味接受，相反倒是怀有一种“防御”心理，因此，在这种对立心理支配下，阅读就必然是一种产生新意或歧意的“误读”。他在拆解正读／误读这一形而上学对立面时，采用了解构的颠倒策略，于是，在一切阅读都是误读的总命题下，正读也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误读，或者是相对于“强误读”的弱误读罢了。这样，本文解读的话语就本质而言都是嫁接的话语，它不再听从于权威性话语的引导和压制，而是以错位的方式将被意识形态压制的话语重新编目，使现实世界的权力话语秩序因误读而丧失其合法性根基。 米勒是解构批评中的一位怪杰。他的文学批评可说是最具有解构精神的，因为他相当偏激地认定稳定性、确定性、秩序性是僵死板滞的，只有不确定性、倒置、移替才具有新的生命力。米勒根据一种揭示每篇本文中心的“最终矛盾”的批评方法来解读文学作品。他认为解构方法实质上就是通过对本文的追溯而试图寻绎到其矛盾成分，显示本文自己有意或无意地摧毁了的基础，而达到颠覆其基础的目的。解构本文意味着本文自己将其覆盖物加以揭开。因此，任何文学本文都不可穷尽，都是诸多矛盾对立意义的游戏。本文不可能只有唯一的解释，它的意义是不确定的，任何阅读本质上都是误读。米勒从解构文学与批评的传统关系入手，通过对“寄生物”和“主人”两个词不厌其烦的词源分析，批判了以阿布拉姆斯和布斯为代表的把解构批评看成寄生物的观点，并进而颠倒文学与批评的主次尊卑关系，使解构批评成为新的创造活动，使批评家从作品的附庸上升为作品的主人，强调在语言的多变与弹性结构中体现批评的创造性和失序性。这样，在打破传统话语秩序的同时展示出语言的多种可能性。在米勒看来，文学作品的解构并非最终剩下虚无主义的“空地”，相反，他认为，“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走在批评家的前面。它们已经存在并清晰地预见到了批评家所能进行的任何解构”。 哈特曼的解构批评，是耶鲁批评家中“最具有美学批评”意味的。哈特曼在《超形式主义》（1970）、《阅读的命运》（1975）、《荒野中的批评》（1980）、《拯救文学本文》（1981）中，以一种解构的眼光，打破了新批评的自足封闭性和结构主义的整体性，将哲学、心理学、美学的探讨与文学批评交织为一体，从而使文学批评领域扩展到整个文化领域。哈特曼认为，德里达关于文学和哲学本文的差异表现出语言是一种可分解的媒介，因此，德里达专从本文中细微的边缘片断进行解读，无论是某个注脚、反复出现的字眼意象、偶尔提及的典故、漫不经心的笔记，都可以从语言角度加以分解，并通过精密演绎，使作品最终陷入“意义的困境”，从而使那被本文所压抑的东西得以翻掘出来，使那被陈述的一切被颠覆，使语言在意义的逃避或意义表述的过剩中，显示出文学语言的自我解构性。哈特曼借此认为正因为分解是一种本文愉悦的游戏、一种打破自足整体的多元批评取向，因此，必须从文学语言内部对文学批评加以重新审视，从而超越形式主义，真正进入文学本文的揭示之中，对本文加以重新解读。因为“对分解主义批评而言，文学只不过是对语言的利用，因为语言能对作品中的感伤力加以净化，能显示其修辞的、反讽的或审美的属性”。[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