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不存在不变的事物，一切都在运动中变化。如果说七十年代末期文学义无反顾、忠贞不二地选择了“现实主义”，那么，时隔不久，现实主义的“神圣”与“合理”就受到了挑战，到八十年代中期，“现实主义”独霸文坛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对现实主义的挑战，一方面因为文化背景的变化，另一方面因为社会现实的变化，文化与社会的双重变化，意味着文学就必然随之新变。于是，“现实主义”之外的种种“主义”标新立异，文学追赶“世界文学”新潮的欲望也显而易见，务变求新竟成为文学的焦点。“现实主义”一夜之间似乎黯然失色，甚至成为“旧”的象征，成为被“攻击”的目标，那么，“现实主义”会怎样呢？ 一、从历史转折到社会转型 如果说，现实——当下的存在在时间之流中绵延成历史，那么，文学总是孕育于现实的母腹中，文学总是无法改变其“历史之子”的客观定位。无论文学自身有着多么深刻的“内在规律”，都无法拒绝社会现实、历史时代对它的制约，文学的动机、欲望方式并非任何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从历史的深处，从现实的母腹中孕育出来的，即使文学的想象能力，也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因此，离开时代而考察文学，只有在抽象的意义上才成为可能。 文学选择“现实主义”是历史“转折”的一种“规定”，是历史“转折”时期必然的文学选择——精神选择与价值选择——主动地参与这种历史转折。因此，转折时期文学与历史存在着精神价值追求的同一性。从70年代末期开始的历史“转折”，到80年代中期，“转折”的意义已经基本展现完毕，历史进入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社会“转型”。 所谓历史“转折”，在很大程度上又表现出了一种“回归”的内含。大量的在“文革”期间被判定了“封、资、修”“毒草”的文学艺术作品，重新被出版或演唱，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毒草”的一批作品作为“重放的鲜花”再次开放，等等，这些作品受到了人们“久别重逢”般的欢迎，人们似乎在一种怀旧的追寻中获得了身心解放。这种精神情绪上的“拨乱反正”毫无疑问又充满着一种对50年代的回归意向，这是一种对“文革”的纠正，是对“教条”、“神性”的一种反动，因此，“转折”在很大意义上表现了对过去的寻找与肯定，表现了过去的重新开始。就政治思想路线而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①]历史“转折”的核心是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转折是对历史的一种纠正，它同样表现了一种对过去的回归——对1956年“八大”确立的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战略决策的重申，这种转折表现为对1957年之后“左”倾政治思想路线的否定，而从“实事求是”、“经济建设”的意义上重新续上了50年代中期的历史。因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归根到底，就是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②]因此，历史的“转折”又从另一种意义上表现为历史的“继续”。从根本上来说，历史的转折并没有改变已经确立的社会体制与社会理想，相反，它从经济建设的意义上、从改善人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承诺上重新唤醒了最初的理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成为人们的共同心愿。总之，历史的转折时期，是战略转移时期，是策略调整时期，它的开创性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历史的回归性，在历史的回归中开创未来，“回归”与“开创”相互包含与相互激发。这种把过去与未来连在一起的历史“转折”，恰恰成为时代精神的一种凝聚与汇集，成为精神理想的再次召唤；反思与创新、怀旧与改革、激情与想象，等等，莫不是源自于这种历史转折，也莫不是在历史转折的意义上达到同一。历史转折是一种必然，而且是一种激发着精神理想再次追寻的必然——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民心所向、众望所归，现实被希望托起，心灵被憧憬激动——历史转折不仅是历史之纠正，而且是民族精神的一次凝聚、民族信心的一次凝铸。在历史转折时期，唤醒人的觉悟、召唤人的精神、激发人的热情、寄托人的价值的仍然是下面这些神圣内含：国家、民族、人民、民主、自由、正义、良知、真、善、美，等等。只不过是，这一切都被对象化在“现代化”的目标之中，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一切神圣愿望的具体指代和象征，个人的幸福和价值都被这个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近在眼前的而不是远在天边的历史目标所承载和承诺，人们在这个巨大的历史承诺面前被召唤、被集合。不难理解，历史的转折实质上是巨大的历史惯性在另一个价值层面上的滑行，这种来自于革命年代、形成于建国时期的价值理想的惯性在“现代化”的意义上得到延伸。 但是，现代化的过程决不是一个理想化的过程，甚至相反，它是一个全面“颠覆”传统理想的过程，尤其是对于中国传统的价值理想而言更是如此。这是因为，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历史运动中所形成的价值理想中虽然包含着强烈的“现代化”愿望，但这种“现代化”的愿望是脱胎于传统农业文明的母体中，对“现代化”的渴求仅仅表现在“器用”、“技术”的价值理解上，而不可能从文化本体、文明形态的意义上理解“现代化”，也就是说，传统价值理想对“现代化”的要求仅仅建立在“用”的想象上，看到的仅仅是现代化的“好处”、“长处”；解放生产力、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把现代化理解为“机械化”、“电气化”，理解为人通过科学技术对自然界的无限支配。这只是现代化的显在方面。实际上，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人类的一种生存处境——从物质到精神、从生产到分配、从价值到意义、从器用到体制等等都被“现代化”重新规定，因此，当人们真正要迈入现代化的时候，种种始料不及、意识不到便接踵而来，没有想到现代化并非原来想象的那样成为一切美好愿望的承载，它要人们付出种种代价，它使人们感受到了种种尴尬，于是，由惶惑到迷惘、由迷惘到无奈、由无奈到绝望——原来的价值体系被打破、原来的心理秩序被打乱、原来的经济体制被拆解、原来的社会形态被消解，留下许许多多幻灭与破碎——在进入现代化的门槛之前，一切都得接受现代化的洗礼，都得被现代化之手重新书写。历史无法跳跃，历史也没有退路，除了迎接挑战、接受洗礼，连商量的余地、连迂回的空间都早已被历史预支殆尽，现代化对于中国现实来说已经迫不急待了，它成了历史转折之后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动摇的历史意志，成了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拦的历史潮流，这种历史意志和历史潮流甚至到了不惜代价的神圣程度或绝对地步——历史启动了“恶”的杠杆作用，贪婪的物欲、情欲、占有欲在被禁锢了多年之后被重新放归于历史潮流之中。 如果说现代化在西方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那么，现代化在中国则因为历史与文化的处境而不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无法按部就班地、从容不迫地进入现代化。相反，落后与贫穷激发了“急起直追”的强烈要求，急切与急躁纠缠在一起对现实发生作用，复杂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往往被作了提纲挈领的简化，“捷径”意识、“主题”意识、“中心”意识非常明确，在抓住“要害”的同时常常也放弃了并非可有可无的“非要害”。如果说“现代化”的关键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说经济的最直观表现是“钱”的形式，那么，现代化最终和“钱”划了等号，这是一种“捷径”逻辑，是一种直奔主题的逻辑——这是当今时代支配人的行为的普遍逻辑——到处充满着“发财”之梦，“一夜致富”或“一夜暴富”的愿望看似荒唐，然而却是时代的最普遍、最强烈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