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李陀（文学批评家） 讨论者：戴锦华（副教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室 负责人） 宋伟杰（北大比较所博士生） 何鲤（北大比较所硕士生） 时间：1996年5月23日 地点：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室 李：我们这次讨论重点是现代性问题，当然也可以联系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如广告。现代性问题已经渐渐开始被人注意，也出现了一些讨论文章，但对中国的历史情况来说，这个问题实在是被忽略太长时间了。在中国知识界，无论在口头上，或是见诸于文字，谈论或讨论现代化的都非常之多，“现代化”可能已经成了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可是现代性就显得很冷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本身就值得深入讨论和研究，恐怕有其复杂的原因。不管怎么说，对现代性的讨论今天必须要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不仅是因为对正在经历急剧的现代化的中国人来说，有一种强烈的理解和阐释正在发生的种种巨大变革的愿望，而且也因为对现代性的讨论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它早已脱离并超出了西方知识界对启蒙时期以来西方历史发展的反省和检讨这一范围，成为全球性问题。这一局面的出现当然不是偶然的。由于现代化运动的迅速蔓延，特别在二十世纪末这一运动已经成为“全球化”的巨大历史转变，不仅仅是西方欧美诸国，对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后发现代化”地区和国家来说，如何理解评价这一转变，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但是，这种理解和评价都不可能脱离对现代性的认识和讨论，因为正是现代性观念为现代化提供了一整套价值和规范——这种“提供”的过程又与种种复杂的历史运动相联。 我们今天这个讨论，当然不能对这样大的问题有多少深入，而且只能限于文化研究这样一个很偏的角度，算是漫谈吧。 戴：我认为九十年代以来，尤其是1993年之后，中国在大众文化领域出现了十分丰富的文化现象的涌流。这些突然涌现而出的文化现象，在知识界造成了迷惘，即在如此丰富的现象面前感到了理论和习用话语的无力与无效；因而人们认可了一种关于断裂的描述。事实上，这更多的是因理论模式与方法论上的失效而造成的文化叙述上的断裂。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在如此丰富的现象面前，八十年代的许多理论命题与文化现象在一个新的底景上被重新显影了，向我们呈现出此前无法指认的另一种面目。而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巨大变化，也迫使所有关注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必须重新思考许多命题，思考并质疑这诸多似新非新、似是而非的丰富现象。我自己常使用一个比喻：“原画复现”，因为九十年代的文化现实使我感到，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历史现象的重复出现，常像一幅油画的色彩剥落，因而暴露出一幅被油彩遮住了的另一个画面。这是一幅旧画，一幅或许被画家否定了的旧画，但对于未曾目睹这一画面的人们说来，它却是全新的画面。正是九十年代的文化现实，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近代、现代、当代的中国，思考许多似乎已有定论的历史。我本人有一次颇为可笑的心理体验：那是八十年代末，我曾在新中国电影课上与同学们一起重看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我的本意是把它作为一个文化笑柄、一个封建文化复活的怪胎；但我自己被震惊了，我原有的想法完全被击垮了；在其中我看到了大交响乐队的伴奏、现代舞蹈形式、现代舞台美术、现代灯光与旋转舞台——一个如此现代的文本！当时我“第一次”回忆起钢琴伴奏《红灯记》、交响音乐《沙家浜》，在那一时刻，作为八十年代文化支撑的关于现代化伟大进程的叙事在我心里坍塌下来了。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我开始关注一批海内外青年学者对近代中国的研究：诸如基督教何时、如何进入中国，现代工业如何在中国兴起，现代性的扩张如何在漫长的历史时段中改写着中国，其过程中包容着怎样丰富的现象与过程。这种极端丰富的现象与历史，无疑在重新界定着“现代的中国”与“中国的现代”。实际上，八十年代最热闹的一个关键词是“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到了九十年代一个没有那么热烈却作为逻辑延伸的词是“后现代”。 何：我觉得关于中国当代文化的许多探讨还没有充分的语境化，一些已经得出的结论常常是以西方理论做立论的基点，再拼贴上中国的现实，这未免有简单化与过度文本化之嫌。比如对于广告，一方面，作为一种“肤浅的”、“快餐式的”、“充满欲望与诱惑力的”商业文化，它成为许多人抨击都市文明的靶子；而另一方面，作为经济高速发展的伴生物、市场发育的必需品，作为在西方文化意义上经典的后现代类像，它又被许多学者指认为中国与西方同步的标志。而事实上，中国当代广告文化现象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也许要繁复得多。 在不同的时期，中国民间流传着不同的笑话：80年代，有人在街上随便扔一块石头就能砸到一个诗人；80年代末，变成了在街上扔一块石头就能砸到一个经理；而90年代，扔一块石头就能砸到一个广告人。这些说法反映了一定的现实，而且也符合理论家们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分期方式。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90年代广告业的勃兴与广告文化的扩张包含着并非单一的因素，这些现象事实上是在戴锦华所提出的“共用空间”中运作的结果。九十年代的广告业的确与八十年代有着诸多显而易见的变化，有统计数字表明，1979年中国才有十多家广告公司，到1994年全国广告额是160多个亿，仅上海已注册的广告公司就有1700多家，但我们能据此就简单地仅仅以西方意义上的“商品化”来概括90年代的文化吗？在最初的定位上，也许中国的广告与西方并无绝对的不同——广告是有计划地通过媒体所选定的消费对象，宣传有关商品和劳务的优点与特点，唤起消费者注意，培育消费者购买欲望。但我们应注意到两点，第一是中国的广告媒介与西方不同，它是国有的；第二是广告主、广告公司与受众身处的具体环境以及相应的心态与西方不同。举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在长安街上有一个巨大的翻转式户外标牌广告，这个广告位置特别好，处在一个热闹的地界，人流多且没有障碍阻挡视线，有趣的是，这个内容不停变换的广告牌上一会儿是色彩艳丽的一个日本跨国公司的品牌宣传，一会儿是无图案的标语“要深化改革”。在国外，盈利广告（商业广告）／非盈利广告是分得比较清楚的，而在中国，同一个广告牌，却分别承担了商业功能与政治宣传功能。这种复杂性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恐怕不是“后现代”这些西方理论所能充分说明的。 戴：九十年代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其中不论是正方还是反方，不论是辩护者还是驳斥者，其分歧显然在于如何指认当代中国的现实，如何确认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位置与角色；是认为当代中国仍处于前工业社会，因而必须继续启蒙使命、满怀人文情怀、终极关注、战胜愚昧黑暗，还是所有人文主义命题都已进了历史垃圾堆，必须用全新的姿态拥抱商业大潮、面对新的现实。在我们看来，这一论争背后运作的是现代性的话语，而现代性却始终是没有登场的潜台词，始终没有被广泛讨论，并藉此获得相对明确的界定和认识。现在有一个说法是“理论的国际旅行”。八十年代很多知识分子确乎充当过所谓“理论火炬传递者”的角色，我们的确有过二十世纪西方理论旅行到中国的经历，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一书说“欧洲理论穿越英吉利海峡要十年之久”，对这种理论旅行的时间与空间的描述，我们颇有体验。我们可以大致清晰地开列自己的“理论记忆清单”：何种理论何时到达中国，应用或结合于何种中国的特定现实。但九十年代情形已颇为不同。对我个人说来，选择文化研究作为新的课题，并非由于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旅行到了中国，而是在于我们所经历并面对的现实迫使我们必须从事并推进这一命题。关于现代性的反省与思考无疑是文化研究的基础命题。而刚好在这一命题上，我们深感到西方学者对现代性的反省与思考，就像我们曾获取的种种西方当代理论“圣火”那样，相当无力，至少是歧义丛生；所以我们所要进行的讨论既是理论的探讨，更重要的是如何回应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挑战。因此我们不妨从一个当代文化现象——比如说广告入手，看一看其中丰富复杂的因素提供的丰富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