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联合国发布《大数据促发展：机遇与挑战》白皮书，指出人类社会进入大数据时代以来，大数据正在成为全球发展战略和创新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大数据在我国“四个全面”建设和网络强国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先后制订出台《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党的建设提出新要求，其中强调增强改革创新本领，“要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1](P67)2017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强调指出：“大数据是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懂得大数据，用好大数据，增强利用数据推进各项工作的本领，不断提高对大数据发展规律的把握能力，使大数据在各项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2]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决定着其必然要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发展。因而，如何树立思想政治教育的大数据观、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的生成规律、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的运用逻辑等，成为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所必须首先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从数字到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观形成的理论基础 思想政治教育以人的思想和行为为起点范畴，人的思想往往通过行为来表现，而一定的行为常常又可以通过数字或数据来反映。特别是当人类进入大数据时代，人的思想和行为通过网络工具可以被表现为具有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alue(价值)等特点的大数据，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其大数据观也就应运而生。从广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观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适应大数据时代发展所应具备的全部思想理论体系；从狭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观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针对大数据时代的变化特征，针对性地运用大数据思维、大数据技术和大数据资源等所形成的创新观点。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观在实践中形成，不仅是大数据及其技术运用的外在催化，而且具有自身的内在的理论基础。 首先，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是其形成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是关于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论体系，其首先对数字以及由数字发展而来的数学和数学方法进行了研究。马克思主义认为，思维是人异于动物的本质属性，思维的发展使人类掌握了语言和学会了制造利用工具，从而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从人类发展史看，数字是人类最早的语言形式之一，数字促进了人类思维的进一步发展，就出现了数学和数学方法。恩格斯对数学的定义是，“纯数学是以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3](P41)并且认为“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3](P13)而据拉法格回忆称，“马克思曾经强调说：一门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4](P8)正是因为高度重视数学和数学方法，马克思主义在分析科学技术决定社会发展、而社会发展又对科学技术起着能动作用这一辩证关系时，一方面，认为数学方法等科学技术可以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为了分析危机，我不止一次地想计算出这些作为不规则曲线的升和降，并曾想用数学方式从中得出危机的主要规律(而且现在我还认为，如有足够的经过整理的材料，这是可能的)”。[5](P390)另一方面，认为数学方法等科学技术可以揭示事物发展的本质，正如马克思在考察了微分学的具体历史发展过程以后，曾做出这样的论断：“新事物和旧事物之间的真实的从而是最简单的联系，总是在新事物自身取得完善的形式后才被发现”。[6](P144)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看来，从数字到作为数学方法运用对象和结果的数据，反映着事物发展的规律和本质；而从数据到大数据，同样也应如此。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技术资源论是其形成的理论来源。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能够被教育者开发利用的、有利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各种要素的总和。[7](P35)其中已有的理论及对教育对象的思想行为认知等构成其知识信息资源，已有的物质条件、技术条件等构成其技术能力资源；知识信息资源只有通过一定的技术能力资源的利用才能得到利用，而一定技术能力资源的利用又会提高其理论认识和提高对教育对象思想行为的认知等，即会产生新的知识信息资源。从这层意义上看，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产生信息数据的过程，既包括已有的反映主客体思想行为的基础数据和反映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开户启前的状态数据，也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断产生的新数据；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利用技术的过程，既包括对已有数据的分析和利用技术，也包括对新数据的催生和获取技术。随着大数据及其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不断扩大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信息资源和技术能力资源也将不断地扩充和延展，一方面，大数据不断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信息资源，既包括对自身系统内部知识信息资源的认识深化和不断激活，也包括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之外知识信息资源的信息融合与数据转化；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能力资源，既包括对原有知识信息资源利用的技术升级改造，也包括将原有知识信息资源与新生知识信息资源进行综合利用的技术创新再造。因此，从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及其利用的角度看，重视数据及其利用、重视数据利用技术及其提高，是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不竭动力；而从数据到大数据、从数据的一般技术利用到大数据技术越来越广泛地利用，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将不断提高、动力也将不断提升。 再次，社会数字化与网络化治理理论等是其形成的理论借鉴。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信息科学技术的日益广泛运用，西方学者针对政府治理中出现的“碎片化”等问题，提出了基于整体性社会治理的一些现代化治理理论，其中引起我国学者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的主要是社会数字化治理理论和社会网络化治理理论。社会数字化治理理论主要强调政府要加大对现代信息科学技术的利用，以数字化治理模式来重新整合管理体制和构建“无缝隙政府”等；社会网络化治理理论主要强调政府要充分重视和利用社会力量来参与社会治理，以政府部门与社会其他多元主体共同构建网络状的社会共管共治机制来建设“整体性政府”等。在这两种理论的影响下，我国一些地方政府进行了基层社区治理的网格化管理改革试点，主要是将现有的基层社区进行网格划分，在此基础上充分依托大数据平台和技术实现政府与社区的合作共治，既提升了政府的管理效率，也提高了基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和服务居民的能力。与此同时，网格化管理模式也逐步被推广和运用到一些高校的学生教育管理上，从而促进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大数据平台建设和技术利用。现代化社会治理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一方面，从数据到大数据是以高度的现代信息科学技术运用为基础的。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信息既来自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的不同部门或主体，又来自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之外与客体思想行为有关的不同部门或主体，而这两个层面不同部门或主体不仅需要实现各自的信息化管理，而且还要实现彼此之间的平台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共建。另一方面，从大数据到更大的大数据是一个不断递增、倍增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对大数据的有效利用既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不同部门或主体增强主动性和创造性，又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之外与客体思想行为有关的不同部门或主体也要增加积极性和创新性，而这不仅需要两个层面不同部门或主体增强利用大数据的责任意识和合作意识，而且需要切实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统筹系统内外大数据建设的催化剂和黏合剂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