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爱国主义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爱故土家园与代代相传的祖邦和大好河山，二是爱生长于斯并保卫和发展着祖邦各项事业的国民，三是爱孕育于祖邦和国民之中并成为凝聚国民共识、助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前进的中华文化，四是爱在历史中形成并不断发展变迁的代表着国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国家或社会命运共同体。这四个方面可以简称为国土、国人、国文和国体，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有机结合的内在联系。如果说爱国主义构成一种国德和国魂，那么这种国德和国魂就应该贯穿于对国土、国人、国文和国体的热爱、关心、拥戴、护卫和建设中。就爱国主义与中华文化的关系而言，习近平指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尊重和传承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对祖国悠久历史、深厚文化的理解和接受，是人们爱国主义情感培育和发展的重要条件。”[1]中华爱国主义既孕育于中华文化之中又引领和拱立着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既确证、陶铸着中华爱国主义又为其提供丰厚的滋养。从某种意义上说，爱中华文化既是中华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又构成其本质特征。只有深刻而执着地热爱中华文化，才能为中华爱国主义引续源头活水，也才能彰显中华爱国主义的特色和价值。从爱中华文化入手来增强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有助于认清“欲灭其国，先去其史”“先侮其文”等种种“去中国化”主张的荒谬性与反动性，有助于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精神自信和价值观自信，提振中国人的精气神，也是建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必然选择。 一、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国家认同和价值认同的基础和精神基因 中华民族是以文化统合、价值凝聚的方式实现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的。中国本质上属于文明型国家，通过文明建构、道德教化和伦理传播而形成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2]中华的称谓、中国的国性均源于一种崇尚中正、讲求礼仪教化的文明精神，“中华”之“中”“华”就是这种崇尚中正、讲求礼仪教化的文明精神的价值确证。中华民族的形成是这种文明精神陶冶、熔铸的结果，同时又传承、护卫并发展着这种文明精神，从而使得中华民族与中华精神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精神构成中华民族的魂魄，中华民族成为中华精神的载体或主体，二者存在一种形与神、肉与灵的关系。“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3]258“中华”本质上是一个指涉文化和价值追求的名词，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同其崇中尚正、讲求礼仪教化的中华精神传统有着一种至为密切的关系。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有言，中国之名字即同古圣先贤对中正之道的价值追求相关，“其所以定国名为‘中’者，盖其时哲士，深察人类偏激之失，务以中道诏人御物”。“唐、虞之教育，专就人性之偏者，矫正而调剂之，使适于中道也。以为非此不足以立国，故制为累世不易之通称。一言国名，而国性即以此表见。其能统制大宇，混合殊族者以此。”[4]以“中”而命国名，表达了远古先圣将“中”提升为国家精神和治国理念并欲传其千秋万代的价值认识和孜孜追求，是希望位居于东方大陆的这一国家永远坚持中正之道，从而得以无愧地立于天地之间。[5]“刚中而应，大亨以正”“无偏无党”“无党无偏”的大中之道，不仅“符合中国精神”，而且是“王天下的平坦大道”。[6]“华”本义为花开灼灼明媚、鲜艳、繁荣、茂盛之状貌，亦指光辉、文采、精粹，用于族名，蕴含文化发达之意。《尚书·孔氏传》中称：“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唐代孔颖达疏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装之美故称华”。元人王元亮在《唐律疏议释文》中写道：“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7]可见，“中华”这一名称富含文化与价值观的精义和神韵，是对中正之道的价值追求及对文化发达境界的心仪与向往。以此论民族，亦有将民族聚合于文化与价值观的统摄引领之下，使民族成为尚中用正、礼赞和追求文化的民族。以此所创化与发展的文化，更成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和注重礼仪教化、尊道贵德的伦理型文化。 中华文化不仅源远流长、绵延不绝，而且博大精深、气岸高标，是一种“乘天地之正，尽万物之性，大化流行，创造不息”的生命文化，一种“畅乎所宜，适乎民愿，支撑整个国家民族功加于时、德垂后世，建立盛德富有大业”[8]3的道德文化。从中华文化孕育出的精神“是以至诚不息为天职，以仁义之道行天下，以刚健中正之道协和万邦，以浩浩大化知觉主宰处为最高性命之理的精神”[8]3-4。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形成了支撑中华民族存续和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和民族精神。中国价值观是历代中国人对自己如何安身立命、处世为人以及如何建设一个适宜自己生活的国家与社会的价值思考和目标追求，其“魂”在于凝聚共识、统摄人心，其“神”在于代代相传、继往开来，反映的是一种承前启后的价值自觉与家园建构。中华民族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诸精神的统一，民族精神形成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吸引力，从而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奠定了坚不可摧的基础。 中华文化凝聚起各民族成员对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价值共识，并从伦理精神和价值观方面陶铸、熏染并强化着这种价值共识，使得民族和国家成为一种有着内在伦理精神和价值观追求的伦理实体和主体。中华文化从萌生孕育到形成发展，均贯注着一种天下为公、群体至上、“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的整体主义精神。“一切传统美德都是围绕着这一整体精神而展开的。《诗经》中提出的‘夙夜在公’，贾谊《治安策》中提出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等，都不断强调着一种为整体而献身的精神。”[9]中华民族的整体主义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联系至为密切，或者说爱国主义精神既体现着整体主义精神，又活化和发展着整体主义精神。正是在中华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与感召下，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生发出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土、国人和国家的热爱，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民族精神。屈原受中华文化和价值观的深刻影响，尽管自己不受楚怀王及其后继者楚襄王重视，遭受权贵打压，几次被放逐，但是他心中始终不忘百姓的苦楚，关心楚国的前途，有一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的坚执和对国家的忠贞。当有人要他放弃甚至劝他离开楚国的时候，屈原心里想的不是个人的生死荣辱，而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并以“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九章·哀郢》)来表达自己誓与国家共存亡的伦理信念。苏武牧羊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能昭示国家认同和共同体价值认同的典型范例。《汉书》载，卫律知道苏武终究不可胁迫投降，报告了匈奴单于。单于越发想要使他投降，就把苏武囚禁起来，放在大地窖里面，不给他喝的吃的。天下雪，苏武卧着嚼雪，同毡毛一起吞下充饥，几日不死。匈奴以为神奇，就把苏武迁移到北海边没有人的地方，让他放牧公羊，说等到公羊生了小羊才得归汉。“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仗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汉书·李广苏建传》)苏武之所以能够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奇迹般地存活下来，根本原因在于他胸膛中奔涌着一股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浩然正气。这种浩然正气维护的不仅是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而且也是伦理的精神和文化的传统，感染感动了当时的匈奴人。文天祥的《正气歌》不但描画出中华爱国主义的群星谱，更深刻地揭示出中华民族的道义是如何化为一种顶天立地的保家卫国、存亡继绝的民族正气从而气贯长虹、万古长青的。“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正气歌》)浩然正气支撑中华民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断抒写中华民族“衰而复兴”“阙而复振”的历史传奇，也彰显了中华文化“贞下起元”、不断革故鼎新的创化创新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