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7)06-0088-12 早在20世纪初，“现代图像学的创始人”瓦尔堡(Aby Warburg)就倡导细节阅读，宣称“上帝住在细节中”(qtd.in Gombrich 268)，但之后几乎被遗忘；同样也是在20世纪初，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提出著名格言“思在物中”(No Ideas But in Things)，但轰轰烈烈的意象派运动在客体派诗歌之后也呈衰落之势。近年来，艺术史领域开始呼吁“回到瓦尔堡”，从细节入手探寻“图像及其历史的真理所在”(吴琼19)；而文学批评领域也出现类似物的回归，呼吁关注文学文本中多年来像“谦卑的奴仆一般”被边缘化的客体(Freedgood 1)。历史在一百年后似乎转了一个圈，韦伯关于“新的文化到来”的断言①在今天听来似乎更为合适。尽管西方人文社科领域早已对各种理论“转向”感到有些审美疲劳，但是谁也无法否认，最近三四十年来，长期以来被忽视的物在各个学科领域出现复仇般的回归。当前，多学科领域的“物转向”(The Material Turn)②趋势愈演愈烈，而且，在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新活力论(Neovitalism)等各种“客体导向哲学”(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的合力推动下，俨然成为西方近十年人文社科领域最炙热的话题之一。 早在新千年伊始，西方文学批评界“对物质文化、客体性和物性的兴趣”就已经“渗透到文学和文化史的各个经典时期”(米切尔530)。以布朗(Bill Brown)、蒂西莱德、弗雷德古德(Elaine Freedgood)等为代表的学者们从“物转向”研究话语中汲取丰富理论滋养，将文学文本中的物推向阐释中心，努力寻求“物的意义”(sense of things)及“物的文学生命”(literary life of things)，推动了西方文学批评领域的“物转向”。受各种“客体导向哲学”的影响与启发，研究者们不但积极挖掘文学作品中物的书写所蕴含的“物性”(thingness)、“活力”(vitality)，还提出类似“转喻式阅读”(metonymic readings)等批评概念，试图与意象批评中的隐喻式阅读模式相区别，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物转向”批评话语模式。自2008年孟悦、罗钢主编的《物质文化读本》的出版，到近五年来我国哲学界对于新物质主义、思辨实在论中一些具有争议性话题的讨论，都表明我国学者在对当代西方“物转向”研究热潮进行积极的异文化观照；也有来自文学批评界的学者从中国古典诗学中寻找灵感，试图以跨文化视角构建具有本土色彩的“物性批评”(critique of thingness)话语，对西方文学研究领域的“物转向”进行反思。③本论文拟从当代西方多学科领域“物转向”的研究起源与概念假设入手，探寻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中“物转向”擢升衍进的话语背景，并结合新千年来的具体批评实践梳理归纳当代西方“物转向”批评话语的主要议题、批评路径、研究范式与特点，思考这一批评话语如何有效拓展与塑造新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研究空间，以期为国内同行及同类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物转向”话语背景与文学研究的“物转向” 尽管现代社会科学很早就开始研究物，研究各种技术物品和商品对人的影响，作为客体的物也是现代哲学领域的重要命题和研究对象，但是，始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人文社科领域的“物转向”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已经使得物的内涵发生根本改变，其激进程度不亚于一场革命。有研究者认为，物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些负面评价，如物的占有关系是社会不公的基础、商品使现代人审美能力丧失殆尽等，让物的研究颇为“尴尬”，导致了多年来物的积极意义受到忽略，物人关系的阐述不够充分(Olsen 12)。在文学批评领域，研究者长期以来受“现实主义小说阅读方法”的影响，在文本阐释中习惯“将焦点放在主题和情节上”，即使物得到一定程度的强调，也是因为“某个人物，而不是因为物或物自身的社会生命”，而文学批评中的“物转向”则有效弥补了这一缺憾(Freedgood 12)。 “物转向”话语最早可以追溯至1935年本雅明在《巴黎，19世纪的首都》中和建筑、时尚相关的物质文化研究，本雅明与物相关的一些阐述与巴什拉(Gaston Barchelard)的空间诗学奠定了“物转向”研究的重要根基。此外，西方上个世纪下半叶人文社科话语中对物质细节的重视联合推动了文化研究领域中的早期“物转向”。年鉴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倡导“从下至上看历史”的研究方法，认为社会不同阶层的“吃饭、穿衣、居住永远不是一个毫不相关的问题”(29)；福柯(Michel Foucault)对于“权力微观物理学”的强调也显示了对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细节”的关注(139)；研究社会阶层的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醒研究者服饰、穿着、身体、举止等细节是“最为明显的”“最不容易发觉”的研究入口，因为太“习以为常了”，但却“体现了其背后的秩序”(94)；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则从心理研究层面指出“外部物品比我们能觉察到的贫苦生活更能深刻地提醒我们对自己的认识”(99)。不同学科领域的执牛耳者对于客体的共同兴趣为“物转向”在八九十年代的早期勃兴酝酿了丰厚理论土壤。 兴起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物质文化研究”(Material Culture Studies)最早研究主体是人类学、社会历史学、艺术史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对于器物及其反映的观念及文化的关注促进了上个世纪末多学科领域“物质文化研究主题的广泛复兴”(Miller 3)。自上个世纪90年代，多学科的参与使得传统物质文化研究慢慢走出博物馆学者和考古学家的专属领域，演变为具有强烈跨学科性的当代物质文化研究，在理论旨趣和研究方法上呼应了同时期文化研究的众多论题。进入新世纪之后，持续升温的物质文化研究在反哺哲学社科领域物话语的同时，也逐渐作为一股重要支流汇入声势更为浩大、更包容的“物转向”的研究浪潮中。物质文化研究从具体的物入手开展身份、自我、物人关系等议题研究，且借助“物的社会生命”(social life of things)、“物的传记”(biography of things)等概念开展物的“运动轨迹”“重新语境化”等动态发展过程的谱系研究，这种研究路径奠定了“物转向”批评话语中从物入手的反向研究模式。此外，当代物质文化研究强调物的“情感功能”和“物的意义建构能力”，认为物不但可以参与主体意识和身份的建构，而且可以作为“价值标记”或“社会标记”行使区分功能，作为“行动元”(actant)来行使或体现权力关系(Woodward 3-6)。这些关于“物有意义”的表述不但激发哲学领域进一步探索客体的能动性，也启发文学研究者关注物的书写对于主体身份、社会意义的建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