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2046/j.issn.1000-5285.2017.04.003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16)04-0019-08 每一个时代都有适合该时代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也都需要合适的方式传播和普及该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华民族特有文化遗产的家训，乃“治家立身之言，用以垂训子孙者也”①，它在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传播和普及中一直担当着重要角色。传统家训采取最贴近大众生活的教化方式，注重亲情的濡染和感化，在人伦日用中润物无声地培育起和该社会核心价值观相承接的价值理念和行为习惯，成为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传播和普及的桥梁。对传统家训在濡化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影响进行学理分析，总结其濡化的经验与规律，可为更有效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重要的启示。 一、传统家训是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生动表达 中国传统社会形成过稳定而又影响深远的核心价值观，这就是儒家所倡导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体系。“‘三纲’基本上属于腐朽和束缚人性的‘糟粕’，而‘五常’则可以视为维护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的‘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重要纽带，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中的精华。”②儒家核心价值观能够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里，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除了“儒者宣而明之”(《隋书·经籍三》)外，传统家训对其向民间传播普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儒家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传统家训的精神实质，而传统家训则架设起儒家核心价值观从“圣人之学”通向民间的桥梁。通过这座桥梁，儒家核心价值观才能深入人心，积淀到民族文化心理的最深层，成为社会各阶层的价值共识和文化传统。 (一)传统家训以儒家核心价值观为基本遵循 产生、发展和繁盛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传统家训是关于治家教子的训诫，它是以“一定时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内容作为教育内涵的一种家庭教育形式”③。历经千百年来的立言、积淀，关于传统家训的资料卷帙极其浩繁。其所蕴含的思想非常丰富，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但究其根本，无不彰显着以儒家思想体系为基本内核的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无不引导着社会的细胞——家庭始终为合乎统治阶级利益需要的社会秩序服务。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家训始终紧紧地攀附在儒家文化的主干上，受儒家核心价值观的影响深厚。先秦时期家训更多集中在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圣贤的对话语录中，主要体现在《礼》《诗》《易》《书》《春秋》《论语》《孟子》《孝》等典籍中。两汉三国时期的家训，往往直接引用儒家圣贤的语录，儒家经典往往被奉为格言、准则及信条，在阐释中体现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从刘邦敕太子读书学习、礼敬老臣到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曹丕择大儒教曹睿；从西汉初《孝经》问世，到东汉班固《白虎通德论》、班昭《女诫》、马融《忠经》等；从刘备《遗诏敕后主》、曹操《诸儿令》、诸葛亮《诫外甥书》与《诫子书》，到王昶《诫子侄文》等；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累世为官的世家大族的家训都呈现出以儒家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的发展趋势。魏晋隋唐时期是家训的成熟期，有被称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的我国第一部家训著作《颜氏家训》，有把古代帝王家训推向巅峰的李世民《帝范》，还出现数量众多、脍炙人口、影响深远的以诗文为体的家训，如杜甫的《又示宗武》与《宗武生日》、韩愈的《符读书城南》以及陆游的《示儿》等。这些家训积极主张学习儒学经典，所谓“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颜氏家训·文章》)《颜氏家训》遵循儒家经典进行家庭教育，饱含着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和文化内核，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宋元时期是家训的繁荣时期，司马光的《家范》和《居家杂议》博采经史群籍，汇集历代人士治家教子的名言和道德故事，对家人子弟进行儒家伦理教育；范仲淹首设义田、义庄及其对族人的教化，贾昌朝《戒子孙》中的“官德教育”，包拯刻石立铭告诫子孙不得贪赃枉法；被称为“《颜氏家训》之亚”的《袁氏世范》立意“训俗”，明确了“厚人伦而美习俗”的宗旨，拓宽了家训教化功能，奠定了其在中国古代家训史上的重要地位。宋元时期社会动荡，道德滑坡，理学兴起，社会比任何时期更需要封建伦理道德教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时期家训教化思想及其实践。明清时期，伴随着儒家伦理思想体系趋于定型与臻于完备，众多的家训著作纷纷问世。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庞尚鹏的《庞氏家训》、朱元璋的《祖训录》、姚舜牧的《药言》、吴麟征的《家诫要言》、康熙的《庭训格言》、孙奇逢的《孝友堂家训》、朱柏庐的《治家格言》以及林则徐、曾国藩的家训等。这个时期的家训内容更为精细，涵盖了国家、家庭以及个人等各个领域，用儒家纲常名教训导子弟修齐治平、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为人处世、经世应务等各个方面，构成了这一时期家训的主体性内容。④总之，从传统家训历史演化轨迹可以看出，作为一种深入到家庭的社会意识形态形式，它始终受儒家核心价值观为主轴的社会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发挥了巩固与延续封建制度的作用。 从传统家训的内容来看，由于中国传统家训源远流长，积累深厚，形成了家诫、家范、家书、家法、庭训、庭诰等形形色色的家训成果，内容十分庞杂，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几乎涵盖了睦亲、治家、勉学、立业、为官、处世等人生的方方面面。但究其根本，历代家训以儒家核心价值观亦即纲常伦理为主，结合作者的人生经验和生存智慧，始终围绕齐家治家、教诫子弟、处事指导等三方面展开的。⑤在齐家治家方面，与儒家倡导的“齐家”思想相适应，传统家训都把家庭和睦作为“家道隆昌”(《孝友堂家训》)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调适家庭成员之间关系时，基本上以儒家家庭伦理思想为依据加以阐释和发挥，如在父子关系上，强调父慈子孝；在夫妻关系上，强调夫义妻顺；在兄弟关系上，强调兄友弟恭。在教诫子弟方面，与儒家强调“修身”的思想相适应，许多家训都把立身修德摆在突出位置，反复强调子弟家人要蒙以养正、励志勉学、应世经务、奉公廉洁、报国恤民。在处事指导方面，与儒家“处世之道”相适应，许多家训提出要和待乡曲、宽厚忍让，审择交游、近善远佞，救难怜贫、讲究人道，明哲保身、谨言慎行。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儒家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正是传统家训的主要价值取向，或者说，传统家训的基本内涵，无不是在彰显儒家经义的。所以《郑堂读书记》的作者周中孚提及《颜氏家训》时，谓其“全书皆本之孝弟，推以事君上，处朋党之间，其归要不悖于六经，故旧史皆入之儒家”。⑥可见，传统家训形式上虽在家庭内部进行，但其内容本质上却是社会的。它一直以儒家的“修齐治平”思想为价值旨归，以儒家的“三纲五常”道德规范为基本遵循，闪烁着忠孝仁义、中庸之道、立身扬名的儒家文化精神。 (二)传统家训是儒家核心价值观的普及物 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以政治制度的形式，通过规范学校办学制度、完善科举程式等具体途径，自上而下地对广大民众实施强制灌输；二是以家训、家规、族规等家庭教育形式，通过家教和家风的熏陶实现家庭成员之间的濡染和感化，使社会核心价值观得到广泛的渗透和普遍的认同。但对整个社会而言，对广大普通百姓来说，单靠政治强制模式强行灌输儒家经典，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这是因为儒家典籍深奥莫测，只限于官吏和少数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能够理解，社会传播效果是有限的，因而必须解决儒家核心价值观普及化的问题。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变得神秘莫测，使人敬而远之。这样自然就把儒学输往民间的通道隔断了。诚如《颜氏家训》所言：“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魏、晋以来，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仿，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颜氏家训·序致》)既然这些“理重事复”的解经之学不能发挥对子孙后代的教育作用，就不得不另辟蹊径。而连接官方儒家文化和民间家庭文化之桥梁的家训似乎是最好的选择。借助深入浅出、妇孺皆知的家训形式，用儒家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规范子孙后代的思想与行为，方能使他们“立身扬名”。“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阅，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颜氏家训·序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颜之推所言并不是要抛弃尧舜之道，而是说不能把儒家思想神秘化，相反要使儒家经典易晓易知，有如傅婢、寡妻诲谕子弟的言语，便于理解记忆和自觉践行。宋代印刷术的发展，为家训著作进一步突破家族范围创造了条件，主要由有文化背景的士大夫官僚之门，转向普通老百姓之家。袁采的《袁氏世范》一改以往意求“典正”的传统，立意“训俗”，所以书成之后取名为《俗训》，明确阐述这本书秉承“厚人伦而美习俗”的宗旨。明朝中后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发展，市民阶层的不断兴起，开始出现了新的家训体——通俗家训，如姚舜牧的《药言》、吴麟征的《家诫要言》、彭端吾的《彭氏家训》等。这些家训多为语录体，它不太刻意追求内容的系统性，语言通俗简短，近似白话，有的还对偶押韵，便于记诵，越来越浅显世俗化。清代朱柏庐的《治家格言》是将儒家思想和中华传统美德世俗化的典范之作，无论是官宦士绅、书香世家还是贩夫走卒、普通百姓，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其流传之广，超过了中国传统家训中的任何一部。⑦可见，传统家训在高深莫测的儒家思想与凡夫俗子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得儒学能渗透于千家万户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儒学的社会化，客观上起到了普及儒家核心价值观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