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文艺》创刊于上海，是建国前我国唯一一份专门介绍俄苏文艺的大型译文类刊物。该刊由“苏商”时代出版社出版，在苏联塔斯社驻上海远东分社社长罗果夫的支持下创办，由罗果夫主编①，中共地下党派姜椿芳等负责具体编辑事务。由于有苏联人的参与，该刊对俄苏文艺的汉译进程几乎与苏联文艺发展同步，部分刊物还会特地邮寄给苏联作家②，这使《苏联文艺》成为中苏文化交流的有效载体。可以说，《苏联文艺》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地区集中展示俄苏文艺的重要窗口，也是搭建中苏文学关系的重要桥梁。 但奇怪的是，无论是时人公开发表的文章著述，还是建国后出版的回忆文字中，《苏联文艺》被提及的频率都非常低。除姜椿芳《〈苏联文艺〉的始末》(《苏联文学》，1980年第2期)一文对刊物有系统介绍外，只有许磊然、戈宝权、孙绳武、草婴、蒋路等时代社同人在晚年随笔中对之偶有提及。而研究界现有的翻译文学史论述，也大都参照了姜椿芳的说法，较注重对刊物内容的概括性描述，对其文学史价值往往一笔带过、语焉不详。 那么，《苏联文艺》这一刊物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乃至中国文坛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它在战争时期特殊的文化语境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与建国后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学创作又有着怎样的对话关系？本文将从译文和译者两个层面入手，考察《苏联文艺》译介的文学作品与文艺理论在建国前后一段时期内的传播和接受，梳理其译者群体的文化活动，从而进一步探究刊物的文学价值与史学意义。 一、汉译文学作品的传播与影响 《苏联文艺》于1942年11月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纪念之际正式出版，1949年7月终刊，前后历经近七年，出版三十七期，总约六百余万字。刊物容量丰富、文体多样，共刊载汉译小说九十一篇、汉译诗歌一百○九首、汉译剧本十部，其他译文(含散文、评论、理论作品)近二百篇。由于文献资料匮乏，刊物的具体发行量及销售范围等已不可确知，但我们依旧可以从现有史料中窥知一二。 晚清民国时期的文学期刊存活率普遍很低，绝大多数属于“速生速灭”型。据统计，这一时期的文学期刊，创刊后一年内死亡的占75.7%，能维持三年以上的有8.6%，五年以上的仅3.7%，十年以上的只剩1%。③全面抗战时期坚持出刊，且生存周期等同或长于《苏联文艺》的刊物只有三十二种。④其中，三种由日本人主办或主编；十种为远离时局的通俗类或纯学术类刊物；五种为出刊周期较长的高校刊物，如燕京大学国文学会办的《文学年报》(年刊)——这十八种刊物的影响力相对有限。剩余十四种刊物中有十一种在全面抗战时期迁往了大后方，其中的典型代表是《中苏文化》(1936-1949)和《抗战文艺》(1938-1946)，另三种为：《时代》周刊(上海)、《文艺(战线)》(武汉)和《文艺月刊》(南京)。这些刊物能够长期出版，依托的往往是实力或背景雄厚的文化团体或出版机构，如《中苏文化》是“中苏文化协会”会刊，《抗战文艺》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刊，《文艺月刊》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办，《文艺(战线)》则先后依托武昌新生命书局、汉口现代书局、良友图书公司、华中图书公司等几个较大的出版公司发行。《时代》周刊和《苏联文艺》同属时代社旗下的刊物，能与以上诸刊物“并驾齐驱”，可见其在40年代的影响力。 众所周知，一种刊物从正式出版发行至传递到读者手中，在读者中间建立信誉、引起反馈(如投稿、征订等)，并形成双向互动，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诚然，战时交通不便、运输力量不足等状况，都会给刊物的出版发行造成不便，使其传播范围大打折扣，但是，单纯从期刊的传播效力来看，刊物生存时间越长，无疑越能在更大范围内产生有效影响。从这个层面来分析，办刊时间长达七年的《苏联文艺》，具备在上海乃至全国范围内产生实际影响的能力。 事实上，为保证刊物印刷，时代社曾先后购买了两所印刷厂。在销售方面，刊物主要依赖时代社在各地所设立的门市部，以及各城市的进步书店。姜椿芳曾回忆称，即使在进步报刊生存条件更为恶劣的解放战争时期，时代社还在上海、杭州、南京、兰州等多个城市设有门市部，南京的门市部甚至就设在苏联大使馆的对面。⑤而福州、扬州、无锡、武汉等城市的书店也都能买到时代出版社的书刊。此外，《苏联文艺》还常常通过个人渠道传播到上海之外的地区。师陀就曾提及，全面抗战期间，每逢《苏联文艺》和《时代》周刊出版，他就将刊物拆成单页，卷到汉奸的报纸里，从上海寄往皖北解放区。⑥《苏联文艺》的销量虽无确切数据可考，但据姜椿芳称，同时刊发俄文和中文报刊的时代社，盈利的主要途径是中文报刊的销售，“因为俄文报纸的读者究竟没有那么多，而我们的杂志书籍在上海销路很大，能够挣钱自给”⑦——由此可见刊物的销量之大。这些线索，都进一步印证了《苏联文艺》的传播影响范围颇广。 除借助刊物平台进行传播外，《苏联文艺》刊载的汉译文学作品还常常以结集或图书单行本的形式出版，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扩展了其汉译作品的读者群体，增强了作品的影响力。以译诗为例，1946年4月结集出版的《苏联卫国战争诗选》，至1951年3月，仅时代出版社即已出至第4版，共印行九千册。而《苏联文艺》刊载的十部翻译剧本中，除二部节译作品⑧外，剩余八部均出版了单行本，包括《俄罗斯人》、《索莫夫及其他》、《小市民》、《侵略》、《没有陪嫁的女人》、《战线》、《密斯脱配金斯到布尔雪维克国家的使命》(单行本更名为《赴苏使命》)和《花园》。中长篇小说中有十二部出版了单行本，短篇小说亦结集为《苏维埃人群像——列宁格勒故事》、《卫国战短篇小说选》、《海上英雄——短篇小说选》、《烽火中的苏联妇女》等出版。 这些图书单行本大部分经由时代出版社的途径出版发行，也有部分通过其他出版社途径进行传播。笔者依据《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翻译文学卷》⑨和《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⑩两部工具书进行了粗略统计，发现无论是在全面抗战时期的沦陷区和国统区，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国统区及解放区，《苏联文艺》刊载的译文都有其他出版社的出版记录。其中，全面抗战时期出版的单行本有：《海魂》，由大连中苏友协出版；《不朽的人民》(刊物题名《人民不死》)，由桂林文光书局出版。解放战争时期的单行本有：《人民不死》和《苏维埃人群像》，由哈尔滨东北书店出版；《战线》，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赴苏使命》，由大连中苏友协出版；《他们为祖国而战》，由大连人民呼声报社出版。另外，1949年6月，上海大东书局出版了五卷本“苏联名作家专集”，其中便收入了《苏联文艺》刊载的《他们为祖国而战》、《阿妞达》、《生命》、《我们在天上的父》等译作。借助中共地下党的发行渠道，《苏联文艺》的译作在解放区也有广泛传播：1947年，冀鲁豫书店曾两次选编出版了译诗集《苏联卫国战争诗选》；林陵(姜椿芳)译的三幕剧《俄罗斯问题》仅在1948年间，就有山东新华书店、华北新华书店和冀鲁豫新华书店三个机构出版。此外，还有一些作品被排演为话剧或摄制成电影，在中国上演，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汉译作品的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