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6)10-0068-07 时间和空间作为物质固有的存在方式，成为人类思维起点的基本构成要素。诚然，在不同时期，针对人类不同生存现实，对时间和空间的关注和思考总会有所侧重。学界普遍认为20世纪中期以前时间性构成了哲学、美学的逻各斯先验样态，而空间则在时间强大的话语霸权下处于隐匿之位。时至20世纪中后期，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开始呈现整体话语转型态势，学界逐渐意识到过往诸种理论在时空问题的拿捏方面并未采取一视同仁的致思理路，对时间的大肆鼓吹以及对空间的轻视忽略激发了新时期理论论域内的反思性情绪。由此，空间问题日益凸显，进而形成一股被普遍命名为“空间转向”(spatial turn)的学术潮流。在20世纪有关理论的所有争论背后，最具体也最基本的题域就是文学理论。空间转向作为学术范型内备受瞩目的热点思辨领域，成为当代文学思想范式转型新的生长点。在当今进行文学理论研讨时，将空间转向问题引入，不仅会给新时期文学研究和文学学科建设注入全新活力，而且有助于为文学观念转向中产生的方法论瓶颈寻求开拓性的理论视角和解决之道。 一、空间转向 现代性(modernity)作为现代人的心性及其结构，时间观念构成其必要的参照系。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交换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基础之上的“现代性时间”，在基督教文化、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及现代进步观的鼓动下获得了最终形态。现代性时间作为一种永恒向前、尺度单一的线性不可逆时间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升，成为现代社会发展能量的巨大积蓄。对导向直线矢量现代时间的亢奋追随，以及追求未来无限进步的欲望激情，最终促成现代人诸种变态反应与虚无主义的蔓延。以占有型欲望与享乐幸福为核心的现在时倾向于勾销时间进程框架而变成后现代主义的“无”。进入后现代社会以来，由于主体社会实践及生存体验方式的转型，空间性在哲学及其他相关人文社会学科中的重要性得以显现。迈克尔·迪尔(Michael Dear)如是说：“后现代思想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思想家们重新思考空间在社会理论和构建日常生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空间意义重大已成普遍共识”[1]，后现代建筑所构建的空间，成为了发掘后现代深层理论蕴藉的首要论域。 随着社会转型加剧及全球化的深入，空间和人类自身的生活状态构成了极为亲密的关系。加之个人日常生活在空间中开展，空间自然成为人类多样性生活方式的先决条件。福柯认为：“从各方面看，我确信：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与时间的关系更甚。”[2]空间转向的形成，是法国在20世纪后半叶对社会思潮的重大贡献。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率先将城市革命作为现代性研究的切入点，并建构了关于空间生产的元哲学方案。1974年出版的《空间的生产》中，驳斥了将空间视为物质生产的背景和媒介的观点，认为它产生于有目的的社会实践，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关系至关重要的一环。“(社会)空间是一个(社会的)产物”[3]，空间不再是几何学与传统地理学中的概念，而是充斥着意识形态与权力的博弈，是一种既关联社会关系的重组，又关联社会秩序重建的存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属于近期城市急遽扩张、社会普遍都市化后的产物。二战后，现代化狂飙突进进程所激发的剧烈社会变动，尤其是以城市爆炸性扩张为主所引发充满冲突的语境里，关于空间规划和空间实践的理念就此诞生。“空间生产”以开拓性的视角推动了空间在哲学论域中的主题化进程。何谓空间生产？“空间生产不是指的在空间内部的物质生产，而是指空间本身的生产，也就是说，空间自身直接和生产相关，生产，是将空间作为对象。即是说，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现在转变为空间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4]自然环境(气候、地貌)、先前的历史、生产力的增长都不足以说明一个地方的社会空间的生产，“社会空间包容着大量的客体多样性，既有自然的亦有社会的，包括便于物质对象和信息交流的网络系统和交通系统。作为客体，不仅是物质存在更代表着一种关系。它们拥有可辨别的特性，轮廓和形式。社会劳动力将其转型，在时空结构内重新安置它们，而不会影响其物质性，及其自然状态(例如一座岛屿，海湾，河流或山川)。”[5]社会形式并非直接烙印在既存空间中，而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形式，导致一种新的空间被生产出来，随着新空间的诞生，相应的社会关系也随之生成。在历史的沿袭中，空间呈现出复杂的动态特性，每一种社会形式或生产方式都会建构相应的空间模式。从空间生产的角度切入，就能指向形态各异的都市建造、设计和规划现象。对空间生产的剖析在当代承载着重要意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规划将空间作为生产剩余价值的中介和手段，空间在社会实践中产生，成为社会关系的衍生物，蜕变为利益争夺的主战场，“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它被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线，都纳入生产力与产物之中。”[4]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瓦解了单一逻辑中的质性空间，为空间的多元化阐释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在列斐伏尔著作《空间的生产》发表两年之后的1976年，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地理学问题》的访谈中同样注意到了空间概念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命运：“这是起始于柏格森还是更早时候？空间在以往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6]这次演讲后来精炼成1984年发表的名为《另类空间》①的论文，其中福柯认为19世纪一直被与时间相关的主题所纠缠，而20世纪则预示着以空间为主导的时代的来临，“我们处于同时的时代，处于并列的时代，邻近的和遥远的时代，并肩的时代，被传播的时代。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我相信，世界更多的是能感觉到自己像一个连接一些点和使它的线束交织在一起的网，而非像一个经过时间成长起来的伟大生命。”[7]随着理论步入20世纪终端，福柯对“空间时代”崛起富有前瞻性的预言，给学术界未来发展趋势确立了一个更为合理的基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福柯已经触碰到空间与全球化问题的核心：在漫长时间历史中形成的生命经验已经让位于自身与不同空间相互缠绕而成的空间网状经验。他将空间与规训术联系起来，物理性的空间凭借自身构造和布局产生隐秘性的权力机制，这种权力机制能够有意图地统治人、锻造人、规训人，从而将个体塑造为一种新型主体类型。空间被有效地应用到微观政治中来，成为一种具备巨大实际操作性的政治管制机器。福柯进一步夯实了空间问题的理论基础，空间问题的思考不再局限于地理学研究论域之内。 爱德华·苏贾(Edward W·Soja)赞同福柯观点，认为正是历史决定论导致了空间贬值，同时他也给出个人观点：“将历史决定论等同于创造一种批判的缄默，心照不宣地将空间附丽于时间，而这种时间掩盖了对社会世界可变性的诸种地理阐释，扰乱了理论话语的每一个层面，从关于存在的最抽象的本体论概念到关于经验性事件的最为具体的解释。”[8]理论意识中的这种历史决定论致使社会思想的主流依然惯于对空间持漠视态度，即使空间理论极具说服力，也未曾在理论界引起多大反响，“它往往扼杀人们对社会生活空间性的一种旗鼓相当的批判敏感性。这种批判敏感性就是一种实用的理论意识，它能观照到，存在的生活世界不仅创造性地处于历史的构建，而且还创造性地处于人文地理的构筑。”[9]苏贾在继承这些思想家的空间洞见之时，本着建立空间研究话语的热情，推出了“空间三部曲”：《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在苏贾精心构建的空间哲学中，空间概念得到了极大地拓展和深化，它融合着“景观社会”、“日常生活”、“空间批评”、“消费文化”等概念，囊括了诸如都市、国家、身体、全球化等范畴，使当代批评理论的热点问题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论证方式。苏贾的空间阐释不仅关注地理学意义上的具体对象，而且涵盖了哲学层面更为广泛的概念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