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意识的演进与展望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6)03-0014-05

      DOI:10.3876/j.issn.1671-4970.2016.03.003

      学科是按照知识和科学门类划分出来的相对独立的科学研究形态。学科意识是学科研究人员对学科地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诸要素的自觉认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意识是指研究者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地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要素的自觉意识。笔者拟概述30年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意识的演进历程，并展望其未来的前景和方向。

      一、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意识的历史演进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近30年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孕育、萌生和成长。

      1984年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设立到1994年的第一阶段，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的孕育期。在该门学科产生的史前阶段，已零星地出现“大德育”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学者们常常引用毛泽东的语录“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中西比较来鉴定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样态。这一“鉴别比较”式的研究模式主张“剔除糟粕，吸取精华”，既要划清意识形态界限，清除西方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对我国精神领域的污染，又试图在相对受限的时空背景中确认超越“他者”的优势之路。然而何为“糟粕”，又何为“精华”？除了来自现实政治系统或明或暗的指示外，研究者尚未找到学理上的划界依据。在这一阶段，进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领域对于学者们来说，既是一种学术上的开拓创新，也意味着一种主动的政治涉险。

      1995至2005年的第二阶段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的萌生时期。1995年由原国家教委思政司组编写了国内第一本《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开启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取代“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长期过程。1995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由原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织的会议，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的教学和科研问题被列入会议讨论的主要议程。会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以课程建设为载体，开始了从课程体系到学科体系的演化过程。2005年，我国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地位，作为其下位学科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取得了二级学科的地位。原先作为一门课程而存在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因此也变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分支学科，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史、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四维驱动”，共同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分支学科布局[1]。组织形态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由此得以逐步建设起来。

      但从学科知识形态上来说，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亟需在自觉意识的导引下充实学术研究及其相关活动。在此第二阶段，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从第一阶段前10年的零散研究转入以国别研究为重点，以“世界思想政治教育”为主题，对世界各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做出比较精确的描述式研究。西方各国大中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与体系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中外比较研究的主要论域之一，“大思政”的概念仍旧是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学理背景。

      关联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意识，学者们在这一阶段思考了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国外是否存在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如果存在，能否从本质上认识它？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研究应以什么为标准？如何开展？第三，单纯的国别研究和中外思想政治教育的异同点比较能否构成一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学者呼吁在国别研究的基础上加强专题研究，并有前瞻性地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研究能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2]。第一个问题假设“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优先对象；第二个问题着眼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操作规范和政治阈限；第三个问题显示了研究者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存在的学术理据的质疑和反思。

      正因为有以上疑问，这一时期出版的一系列教材并没有把“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列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体系中的独立分支学科。在2003年版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论》中，构成“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的主干分支学科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理、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展、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理论”[3]120，没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位置。在稍后几年出版的国家级规划教材《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中仍然延续这一观点，把上述4个学科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主干学科，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仅仅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这个分支学科的一个具体拓展方向[4]。这说明此时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整体上尚处于研究方法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形态。

      2006至2015年的第三阶段，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成长阶段。伴随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的继续发展和学术内涵的不断充实，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意识的自觉成为一个显明的研究课题。有的学者区分“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主张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应具有“可通约性、历史性、中介性”，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术追求应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跨文化分析[5]。还有学者提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包含4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国家、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事实；第二个方面是这些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三个方面是通过对跨民族、国家、时代、语言界限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事实和关系的研究，探讨在文化多样性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共同本质、规律、特征；第四个方面是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之间‘如何对话’……”[6]由此，作者呼吁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从现有的“事实研究”“关系研究”“本质和规律研究”向“翻译研究”进军。还有的学者提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应从单纯的国别比较走向专题比较、历时态比较、共时态比较、综合比较，并意识到学界前期研究中描述世界各国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时必须面对解释学陷阱问题[7]。上述“跨文化分析”“翻译研究”“面对解释学陷阱”等学科研究意识都指向对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语境的深度犁耕，试图从“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对话”的角度开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新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