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014(2016)03-0086-10 中国古代文论具有一种平行性特征。这一特征使得古代文论展现出最深刻的民族特色，并从根本上与西方文论区别开来。甚至不妨说，平行性是中国古代文论其他一切特征的原因与来源。因此，本文的任务就在于，揭示古代文论的平行性特征，分析其具体表现，并论述与其相对应的西方文论的切入性特征，以便从比较中更好地把握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并凸显古代文论在全球化语境中的独特意义与价值。 在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浩繁著述中，其基本特点，当然不可能不为人们所注意。如钱钟书先生提出“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就是“把文章通盘地人化或生命化”[1]316-326；李又安(A.A.Rickett)教授将中国古代文论从直观经验出发、点到为止的论说方式和特点描述为“闭路式”(closed circuit)的批评世界[2]；王先霈先生则阐述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圆形批评与圆形思维”特征[3]；叶嘉莹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文论是“偏重主观直觉一派的印象式的批评”，“不长于西方之科学推理的思辨方式”[4]；叶维廉先生指出“中国传统上的批评是属于‘点、悟’式的批评”[5]9；欧阳桢(Eugene Chen Ouyang)先生提出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为“文学评点”(literary jottings)，而非是针对理论主题的综合分析，使用的是直觉性描述，而非分析性术语[6]；黄维樑先生将历代诗话词话的特点概括为“印象式批评”，这种文评方式能有效地、自由地出入于原作的诗情画意之中，但缺陷在于宽泛笼统、粗略含混、不能证伪、难以厘定[7]；刘若愚(James Y.Liu)先生、林理彰(Richard Lynn)先生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的论述样式往往是不成体系的、零散的，需要发展一种分析系统[8]；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指出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系统解释术语的尝试极为罕见，缺乏对定义的追求[9]；李建中教授标举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特征[10]，等等。但是这类研究，一则不够客观，常常以西方文论的标准来强行衡量古代文论，故其感性、模糊、缺乏体系等特征一直为人们所诟病，又或者一味地彰显古代文论的诗性特征；一则偏于笼统概括与描述，尚可进一步推进、深入与具体化。有鉴于此，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特征，仍是一项现实的任务。 一、何为平行性？ 所谓平行性特征，指的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较少采用逻辑、概念、分析、综合、因果、推理、论证等方式直接切入性地表达观点，而常采用一种平行的方式，即如用比喻、象征、类比、寓言、拟人等方式来间接言说，并使言说内容与评论对象平行的特征。换言之，当中国古代文论家需要阐述“何谓X”时，并不是从与X相交的Y切入分析，而是通过与X平行的X’来暗示，其所依据的正是由平行性所蕴含的相似、同质、同构与共振。 那么，具体而言，中国古代文论是如何平行的？ (一)形象的比喻——本体和喻体的平行 中国古代文论家喜用形象化的比喻来品评作家与作品以及表达文学理论观点。在这里，本体和喻体之间是平行的关系。如钟嵘《诗品》有： 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邱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11] 曹旭先生将此称为钟嵘的“形象喻示法”，它“重在‘形象’的‘喻示’，即用‘形象’喻示‘形象’，用自己创造的新的‘批评形象’沟通原来的‘诗歌形象’。换句话说，这是把‘批评’理解成‘创作’，把对评论对象的理论阐述，用创作的方式表达出来，最典型集中地完成感性—理性—感性的批评过程”[12]166。换言之，批评家创造的新的“批评形象”与他的评论对象即原来的“诗歌形象”是平行的，“批评”和“创作”是平行的。正如叶维廉先生所说，这种批评“在结构上用‘言简而意繁’及‘点到而止’去激起读者意识中诗的活动，使诗的意境重现，是一种近乎诗的结构”[5]9。也就是说，钟嵘用与诗平行的结构，去唤起读者对诗境的再造，进而去迹近原先的诗境，这是一个几重平行的过程。钟嵘这里并没有运用概念、逻辑、推理等去直接分析两位诗人及其诗作的具体美学特征，而“四句之中，只用二个比喻加两个形容词，十六个字便品评了两位诗人，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当你读完这十六个字以后，相信你对这两位诗人的诗风特征，自会有一种妙不可言的领悟，感受到甚至比定性分析更清晰的内容”[12]166。从作为评论对象的“诗歌形象”到批评家创造的“批评形象”，完成了一次跃升，即从感性形象到理性思考再到感性表述的批评过程，这种跃升只有在二者平行时才可能发生。平行则一方面可以拉开批评距离，一方面可使两种形象同质沟通，令人感受到比切入性的逻辑分析更清晰、更全面、更深刻的内容。 再如刘勰在论述“文—质”关系时说道： 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文心雕龙·情采》)[13]537 要说明文依附于质、文以质为本体的道理，刘勰并没有直接分析，而是用两个比喻来强调质的决定性意义；要阐述内在的质有待外在的文来显现的观点，刘勰亦没有用逻辑推理，而是再以两个比喻来凸显文的重要性。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刘勰总以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平行性，让人从形象中把握抽象，从具象中捕捉玄妙。即使自20世纪以来，《文心雕龙》一直被奉为中国古代文论史上最具理性特征、最富体系性的文论巨著，但刘勰依然是平行性传统中的继承者与发扬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