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6)01-0055-07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6.01.006 一门学科或某一理论学说，往往是由独具内涵、能够体现核心命题、具有范畴意义的关键词支撑的。在通常情况下，仅由对关键词的把握，就可以了解某一文献的主体内容，就可以获知一位学者在某一领域的学术贡献及理论特色。如“仁”之于孔子的《论语》，“道”之于老子的《道德经》，“理式”之于柏拉图，“物自体”、“现象界”之于康德，“绝对理念”之于黑格尔，“去蔽”、“澄明”、“诗意栖居”之于海德格尔，“镜像”之于拉康，“知识型构”、“权力话语”之于福柯，“内爆”、“仿真”、“超真实”之于鲍德里亚等。按美国学者杰姆逊的看法：“一个具有原创性的哲学文本总是一种语言实验，一种结构的发明，它并不仅仅是关于某一新思想的术语性作品。”①一般来说，如果缺少了这样一种“语言实验”与“结构发明”性质的关键词的创造，也就意味着思想创造的贫乏；不论是何学科，如果缺少了这类关键词的创造，很可能也就意味着相关理论研究的停滞不前。正是由关键词着眼，比较20世纪以来的中西文艺学，会更为清楚地看出我们的境况与问题。 20世纪以来，西方文艺理论呈现出五彩缤纷的气象，其兴盛局面，仅由纷涌迭现、独具内涵的关键词即可看出。如以“俄狄浦斯情结”、“原始意象”为关键词的精神分析文论；以“陌生化”、“文学性”为关键词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以“细读”、“伪陈述”、“张力”、“意图谬误”、“感受谬误”为关键词的英美新批评；以“漂浮的能指”、“滑动的所指”、“零度写作”、“符号矩阵”为关键词的结构主义文论；以“单面人”、“文化工业”、“光晕”为关键词的法兰克福学派文论；以“阅读期待视野”、“隐含的作者”为关键词的德国接受美学；以“性政治”、“身体写作”为关键词的女性主义文论；以“身份/认同”、“自我/他者”、“东方主义”为关键词的后殖民主义文论；以“厚描”、“文化诗学”为关键词的新历史主义文论；以“文化唯物主义”、“政治无意识”为关键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等等。如果没有了上述这些创新性的关键词，大概也就没有了西方20世纪以来引人注目的文艺理论成就。 与之相比，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论中，这类具有“语言实验”与“结构发明”性质的关键词实在找不出多少。曾担任过荷兰驻中国外交使者(临时代办)、精通汉语的佛克马，在与其夫人易布斯合著、出版于1977年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中，论及中国文论时，提到中国人创造的关键词只有一个“两结合”(即“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且基本上是在否定意义上论及的，认为这一“新概念”存在“强调了文学的革命目的，却贬低了真实性要求”②的缺陷。除此之外，他们还这样评述了中国当代文论：从1949到1976年，“毛泽东文艺理论在各种变化莫测的政治潮汐中是唯一不变的主流和单独存在下来的思想流派”③。而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批判“人性论”、艺术标准要服从于政治标准等具体主张所体现的，实际上主要是“经过瞿秋白和周扬这些理论家解释的苏联模式”④。这类看法，恐绝非是出之于西方人的偏见，美籍华人学者刘若愚在1975年出版的《中国的文学理论》的“绪论”中亦曾特别申明：“我将不涉及二十世纪中国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已为不同的西方文学思想的影响所支配。不管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抑或马克思主义，都已不具中国传统理论所特有的价值和意义，而传统的理论则有其全然独立的思想源流。”⑤旁观者清，这些评价，应当说是符合“文革”之前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实际的，在这一时段中，我们基本上是在照搬苏联人的看法与主张。 令我们不能不为之赧颜的是，至今，经由新时期以来近30年的发展，在我们现有的文艺理论中，常见的具有理论范畴意义的关键词仍不外是以下三类：一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如“意识形态”、“艺术生产”、“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倾向性”、“历史观点”、“美学观点”等；二是源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术语，如“虚静”、“物化”、“风骨”、“神思”、“情志”、“意境”、“韵味”等；三是直接取自西方文论尤其是西方现代文论的术语，如“意识流”、“陌生化”、“文学性”、“荒诞”、“接受”、“期待视野”、“符号”、“文本”、“话语”、“戏仿”、“狂欢”、“文化工业”、“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生态批评”、“文化诗学”等。 前些年，曾有不少学者责难中国文论界“新名词”的狂轰滥炸。事实上，“新名词”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只是在于：我们的“新名词”，并非创造性的“新”，而主要是对外国文论中许多既有名词的搬用而已。与此境况相关，我们应该自省的是：在我们国家，尽管有着一支大概较任何国家都要庞大的文艺理论专业研究队伍，出现了一大批在国内学术界号称领军人物、影响颇大的专家学者，但有多少人敢于站出来说，自己为中国当代文论增添了哪几个独具理论内涵的关键词？数十年来，我们虽已出版发表了海量的著作与论文，但有几人敢于承认，自己为中国当代文论贡献了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思想？ 在很大程度上，实际情况或许正如一位学者这样痛切反思的：“当你以50年的线索去搜索某个专题研究时，你会惊讶地发现，文学研究的过程充满着浪费、无用功、重复生产和无意义。”其结果也只能是：“半个世纪乃至一个世纪之中，文学的思想之流在中国文化以外的土壤中自成体系地生生灭灭。它的逻辑发展的线条上没有中国学者的一环。”⑥这样一种判断，与新时期中国文论在世界上的反响也是一致的。如在晚近出版的英国学者塞尔登编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1991年初版，刘象愚、陈永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塞尔登与威德森等人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1985年初版，1991、1993、1997、2005年修订版，刘象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安德鲁·本尼特与尼古拉·罗伊尔合著的《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1995年初版，汪正龙、李永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相关著作中，仍无关于中国当代文论的介绍。即使在关于应是我们强项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论述中，也看不到中国当代文论家的踪影。与之相关，在中国学者撰写的相关著作中，也会看到隐含的无奈与尴尬。如在殷国明的《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中，所论及的“中西交流”本应是双向的，但显然是因在“流出”方面实在没多少可谈，看上去也就只能更像是一部文艺理论的“西学中用”史论，或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影响与接受史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