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建设，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现在，我们明确提出“中国精神”概念，强调要弘扬中国精神。中国精神不是一种静止的、既定的存在样态，而是历史的和发展的，需要不断建构。在社会思潮多样多元多变的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确认中国精神的思想特质、价值指向和实践形式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中国精神的思想定位意义 精神是文化的内核，狭义的文化即精神文化。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的根和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1]168因此，“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1]163。20世纪中后期以来，各个国家和各种社会组织越来越倾向于用“价值”和“价值观”这样的词汇来表达其愿望、诉求、理想、行为等精神特质。许多国家和社会组织把核心价值观建设作为自己形象和精神建构的中心任务。 宽泛地说，中国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相互依托、代代传承的文化精神、价值观念的总和。作为一个话题或议题，“中国精神”是近现代以来中国人特别关注和倾心谈论的问题，它贯穿于有关国家意识的培育、中国国民性的改造、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塑、个人精神的解放等问题的探索中。在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的近现代中国，围绕民族国家独立富强之路，仁人志士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设想、方案和举措。其中，把重构中国精神视为救亡图存的根本精神动力，是人们的最大共识之一。有关中国精神的探索涉及的问题很多，如中国人的心理、意识、认识和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风俗习性、行为习惯等，但其中的主要问题则是价值观念。人们更多地从价值观的角度反思和重构中国精神，把特定的价值元素作为现代中国精神的根本，如严复提出“民力、民智、民德”，梁启超强调“公德、自由、自治、自尊、进步、毅力、尚武、进取、冒险、权利、义务”等，孙中山提出“民族、民权、民生”，新文化倡导者强调“自由和个性”，“五四”健将强调“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等等。 20世纪早期，对中国精神的思想特质的理解，存在两个偏颇：一是夸大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精神价值，把西方文明的特质归于物质，把中国文明的特质归于精神，把现代中国精神的思想特质定位于传统文化，用“西方物质—中国精神”的范式进行中西对比，力图用中国的“精神文明”批判和消解西方的“物质文明”。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1915)中强调，要从中国文明中找到解决战后欧洲文明困境的钥匙。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1919)中对中国青年呼吁道：“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2]2987张君劢在“科玄论战”中把“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的中国传统心性思想视为中国现代精神的精髓，极力推崇宋明理学。二是片面推崇西方思想，甚至把本土资源作为论证西方思想的工具，把现代中国精神的思想特质定位于西方思想，如自由主义、实用主义、意志主义、无政府主义等。 今天，在极为不同的时代背景中，当围绕中国奇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问题明确提出并探索“中国精神”时，我们发现，百年前的两种偏颇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倾向于本土文化的，如新儒家、新左派、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力图按照中国传统思想的特质建构中国精神；倾向于西方文化的，如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生态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则力图用西方思想的特质架构中国精神。 我们必须在严格意义上理解中国精神。作为一个确定的概念和理念，“中国精神”是2013年3月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的，它有特定的内涵外延和思想特质。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是实现中国梦的三大要素。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1]40可见，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中国精神。我们必须从实现“中国梦”的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相统一的语境，理解中国精神及其思想特质。 只有从实现“中国梦”的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相统一的角度，才能理解中国精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质。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精神，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紧密相连的中国精神。这种中国精神不是简单回归传统，也不是盲目模仿西方，而是一种以社会主义为根本思想特质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中国精神。我们说，中国精神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并不意味着把民族精神简单地等同于传统精神，而把时代精神简单地等同于现代精神甚至误等为西方精神。而是说，中国精神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中国精神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统一。民族精神是时代精神的源泉和基因，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创新。黑格尔认为，时代精神是扬弃了旧原则的、带来历史新的冲动的“一个新的原则，一个新的民族精神”[3]。中国精神在其发展演变中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个“扬弃”，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介入。毛泽东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中国化过程，本质上是中国精神现代转型的过程，是中国精神获得新的思想特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及其所蕴含的现代精神，如实践精神、唯物主义精神、辩证批判精神、人民主体精神等，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与中国传统优秀精神相结合，塑造了现代的中国精神及其不同具体形态，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红旗渠精神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