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5)06-0029-06 意识形态问题，是个敏感问题，也是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如果出问题，不会首先出现在经济领域，也不会首先出现在政治领域，极有可能会首先出现在意识形态领域或思想领域。因为，一个政府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面对颜色革命的现实威胁，面对多元社会思潮的冲击，我们必须打好意识形态领域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一、意识形态安全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与党的前途命运 事关国家安全的斗争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低级的、高强度的斗争，如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另一类是和平的、隐蔽的斗争，如文化领域、信息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虽然较量无声，但影响深远。能否有效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事关社会主义发展前途，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党的执政地位。 (一)意识形态事关社会制度安全 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反映特定阶级或集团利益及要求的思想体系。在阶级社会，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属性，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P580随着苏联的建立，“一球两制”成为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为了维护自身的制度安全，无不采取各种措施维护自身的意识形态安全，并否定和排斥对方意识形态。列宁曾言，“我们应当积极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2]P342列宁所说的“教育”，除了包括要向工人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外，还包括要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资本主义国家同样重视意识形态工作。1947年3月，因为担心共产主义的渗透，美国政府炮制出“联邦忠诚法”，规定由司法部门、联邦调查局对全国250万名公务员进行所谓的“忠诚调查”，对不忠诚者立即解除公职。后来，这种政治审查还扩大到军队、私人企业，结果有2000多人被解雇或被迫辞职。 冷战结束意味着两极争霸局面的结束，但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束。在“意识形态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的蛊惑下，一些国人也信以为真，不愿意提意识形态斗争问题，总认为那样太“左”，不适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但西方政治决策者们对此毫不隐晦。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第一任期就职演讲中，仍然把共产主义同法西斯主义放在一起，视它们为对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胁。当前，美国之所以要积极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积极鼓噪周边小国与中国的矛盾，除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心理在作怪外，根本原因就是意识形态的差异。他们决不希望看到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顺利实现和平发展。我们越是发展壮大，他们就会越焦虑，就越要加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力度。可以说，意识形态是横亘在东西方国家之间一条看不见却难以逾越的屏障，只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社会制度同时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就不会终结。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和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3]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理所当然地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意识形态安全事关国家安全 在2014年4月15日召开的第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新的安全观，强调要切实维护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在这11个国家安全要素中，习近平总书记虽然没有提到意识形态安全，但意识形态安全却深深渗透到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等具体安全要素之中。比如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安全的关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文化渗透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渗透，文化安全的核心就是意识形态安全；再比如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政治安全既包括执政党执政安全、政治制度安全，但也有政治思想、政治纲领的安全，而政治思想、政治纲领恰恰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可以说，意识形态安全是影响总体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内在要素，其虽然不在总体国家安全范畴之内，却贯穿于各个具体安全要素之中。 也正是因为意识形态安全是一种深层次的安全要素，所以美国历来把意识形态问题作为维护其自身国家安全和推动文化霸权的重要工具。1994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支撑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的“三大支柱”分别是“维持超级经济大国的地位”“在全球拓展美国式民主”“制定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在这里，美国仍然把推行美国的民主视为其维护国家安全的三大支柱之一。最新出炉的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更是将推广“普世价值观”视为当前美国“四大核心利益”之一，认为必须在国内和世界各地尊重普世价值观。如同美国国家安全的维护不可能轻易与意识形态割裂开来一样，我国国家安全的维护也不可能与意识形态割裂开来。 (三)意识形态事关执政党执政安全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党是一定阶级集团为了取得或维持政权而组织起来的政治组织。政党的形成和发展不是没有条件的，既要有物质基础、组织基础、阶级基础，也要有思想基础。从逻辑上讲，先有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认同才可能有政党，不仅“主义型政党”如此，“选举型政党”也是如此。如果一个政党没有自己的一套思想、理论、主张或自己的思想、理论、主张受到社会怀疑，它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和理由。对于执政党而言，这就意味着失去执政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如果一个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认同出了问题，对外是老百姓不认同，对党内是导致凝聚力下降。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不能说物质生活好了就可以了，这个认识是不全面的。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精神上丧失群众，最后也要出问题。”[3]对于目前中国来说，我们已经走出了物质贫乏的年代，但我们决不能再掉进精神贫乏的陷阱。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民众民主权力意识的提升，政党以强制或暴力的手段维护自己执政地位的空间正在不断缩小，民众自我选择的空间不断扩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党必须把加强意识形态调控、增加社会民众对自身的价值认同作为维护自身执政安全的重要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