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奥斯维辛集中营为象征的纳粹大屠杀是现代西方的重大事件。以此为视点，可以对奥斯维辛之前的西方文化获得新的认识；以此为界标，应当对奥斯维辛后的西方文化进行新的探索。20世纪40年代，阿多诺提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著名论断，考虑的就是这个重大的文化问题。与此同时，大屠杀的幸存者、德语诗人保罗·策兰却在艰难地写作“奥斯维辛之后”的诗歌，并从同情纳粹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那里吸取有用的资源。其间的曲折和诡秘，至今仍为中外论者津津乐道。 一、阿多诺的判断 一场有组织的、工业化的种族屠杀发生在生命的价值已得到承认的20世纪中叶，发生在欧洲文化的核心发源地。这一极端行为在过去了七十年之后，还在向我们的理解力和表现力提出挑战。如果地震毁灭了一切测量工具，我们如何测量它的震级？如果大屠杀摧毁了传统的分析范畴和解释框架，我们又如何言说奥斯维辛？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是阿多诺1949年在《文化批判与社会》一文中提出的名言。这段话的全文是：“社会越是成为总体，心灵就越是物化，而心灵摆脱这种物化的努力就越是悖谬，有关厄运的极端意识也有蜕变为空谈的危险。文化批判正面临着文明与野蛮的辩证法的最后阶段：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也是对这样一种认识的侵蚀：今日写诗何以是不可能的。绝对的物化曾经把思想进步作为它的一个要素，而现在却正准备把心灵完全吸收掉。只要批判精神停留在自己满足的静观状态，它就不能赢得这一挑战。”①此文收入阿多诺的文集《棱镜》，于1955年出版。关于这一判断，有多种解释。 美国批评家斯坦纳是最早思考大屠杀的学者之一，他大体认同阿多诺的观点，同时又特别重视大屠杀与人文艺术、特别是德语的关系。他的理解是：“诗人是该言说还是沉默，语言能否满足他的要求，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我们的文明带来了非人道，宽恕了非人道，我们与那些熟视无睹的东西狼狈为奸；这样的文明是否会丧失对我们称之为文学的这一必不可少的文明奢侈品的拥有权？不是永远丧失，也不是每个地方都会丧失，只是在此时此地丧失，就像一座被围攻的城市，丧失了对城墙之外自由的清风和清凉的夜晚的权利。”②既然西方文明带来大屠杀，它怎么还能再拥有文学？ 德国作家格拉斯1990年在一次演讲中分析说：“根据阿多诺简短的言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不允许的。人们对此的回答同样简短而莽撞，就像是有人号召敌人进行反击似的：这种禁令是残酷的，对人的要求过于苛刻，实际上是没有人性的；人们无论受到多大的伤害，毕竟还要生活下去。”“我觉得，阿多诺的告诫恰恰是违反自然的；似乎总有人自以为可以像圣父那样发号施令，禁止群鸟鸣唱。”格拉斯的意思是，人性没有这么坚强和理性，生活不能没有诗和美。不过，格拉斯与阿多诺又并不完全对立，他同样认为，奥斯维辛是德国的耻辱，我们无法忘却、无法克服甚至也无法理解它。所以他又说：“假如未来已预先规定了日期并且被统计上的可怕数字所占据，文学到哪儿才能找到自由活动的场所？假如人类以各种方式毁灭了自己和其他所有生命的能力每天都能得到证实或者有计划地受到训练，那么，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叙述呢？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这种时时刻刻都可能发生的自我毁灭与奥斯维辛存在某种关系，它把最终解决扩大到全球范围。”③既然人类在自我毁灭，那文学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叙述。 英国学者布衣解释这句名言时说：“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诗，混杂着‘私人的自鸣得意的思索’，是无法找到语句表达奥斯维辛那机械化了的，没有灵魂的，大工业方式的残忍的。此外，诗歌是欢娱和美的产物。因此，集体屠杀无法以诗歌表现。”布衣还以策兰的《死亡赋格》为例提问：“这首诗是不是有点太感情，有点太悦耳了？在结尾处，他究竟是把恐怖甜蜜化了，还是直抒其事？”④用美的诗歌来表达残忍和恐怖，当然就是野蛮。 上述三种解释各有其理且并不矛盾。要说明的是，阿多诺的判断不是一个经验上的禁令，而是一个文明与野蛮辩证法的高远论题。在纳粹集中营，艺术承认着残忍，美感装饰了暴力，诗歌成为魔鬼的工具等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有男子、女子两个管弦乐队，其任务不但是为党卫军服务，也为囚犯们“服务”：他们出工前，咚咚的鼓声配上喧闹的镲钹声能催人前进，音乐在加速他们死去。女子乐队的指挥、法国人范妮娅战后回忆当时的一场演出： 音乐会要在A区和B区两个集中营的铁丝网之间一个小广场，实际上是在一个较宽的通道上进行。演出台周围摆放了一排排椅子，大家忙忙碌碌得像过节一样。党卫军穿戴得特别整齐，皮鞭夹在腋下，皮靴闪闪发亮。…… 由于有独奏节目，这次音乐会显得正式些。这次还来了许多女党卫军……一些护士和秘书也来了。今天天气好极了，她们都出来了。…… 在这个铁丝网后面有许多囚犯……在强烈的阳光下显得更瘦弱、更悲惨。我们离电网非常近。突然我看到一个妇女冲向电网，抓住金属丝。强大的电流使她猛烈颤抖，身体扭动，最后她就挂在了那里，四肢不停地抽搐；在阳光照耀下她像一个大蜘蛛，在网上挣扎。她的一个朋友冲了过去，想把她从电网上拉下来，结果电流使她们的胳膊连在了一起，她也全身抽搐起来。这里没有人动一动，音乐会继续进行；党卫军听着音乐，互相谈论着。又有一个姑娘跑过去，想用一个凳子腿把那两个翻腾的躯体从电网上弄下来。没有一个人帮她的忙，我们继续演奏。党卫军互相拍着背，笑着；格拉夫摇一摇头，扶一扶眼镜，看一看电网上的那两个妇女，脸上略显出一些不满的样子。在耀眼的阳光陪衬下，两个弯曲的身体开成了一个奇怪的卐字形。终于那个姑娘把她们两个从电网上弄了下来，她们跌落在地上，一动不动。我们不知道她们是不是已经死了。党卫军笑着，站起身，高兴地评论着。这是他们对演出表示满意的最后表示。⑤范妮娅当时就感到：“在比克瑙，音乐是最好的东西，也是最坏的东西。说它最好是因为它填充了时间，像一种药品，使我们麻木；说它最坏是因为听众中有杀人的人和要被杀的人，而我们也好像是刽子手。”⑥这一真切具体的经验，为阿多诺的观点作了一个精准的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