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5-0049-07 一、三十年传奇：伊格尔顿对巴赫金的接受历程 2007年，特里·伊格尔顿为格雷厄姆·派契(Graham Pechey)的《巴赫金：世界的词汇》(Mikhail Bakhtin：The Word in the World)撰写了一篇书评，题目为《我包容多元》(“I Contain Multitudes”)。①这篇书评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巴赫金对西方当代文化理论的影响；第二部分回顾了巴赫金的学术生涯及其主要理论思想；第三部分则在与肯·赫契考普(Ken Hirschkop)的《巴赫金：民主的审美》(Mikhail Bakhtin：An Aesthetic for Democracy)的比较中对派契的《巴赫金：世界的词汇》进行了学术批评。在伊格尔顿看来，“过去30年，巴赫金(Mikhail Bakhtin)与其说是个人倒不如说是一个公司。实际上不仅是个公司，而且是个欣欣向荣的跨国公司，里面有乘飞机到处旅行的行政总裁，有全球性的学术会议和自己的出版刊物。”由巴赫金所创造的理论术语，如对话主义、双声语、时空体、杂语/众声喧哗、多重音性等等，成为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热门词汇。由于不同学术思潮和批评理论对巴赫金思想的从不同侧面的征用，巴赫金的学术形象也变得复杂、多样、甚至暧昧起来，“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者，宗教思想的人道主义者，文本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文化社会学家，民族思想家，哲学家，人类学家，还是所有这些的结合?”这恐怕不是伊格尔顿自己的疑问，而且也是每个接受巴赫金思想影响的学者所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的确，在当代学术，尤其是后现代学术话语中，诸如“文本、杂合性、他者、性别、颠覆、延展、异型生殖、大众文化、身体、去中心的自我、标记的物质性、复古主义、日常生活等”，无不与巴赫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乎没有哪个后现代热门话题巴赫金没有预测到”。正因为如此，伊格尔顿做出了一个看似惊人的判断：巴赫金“这个曾经默默无闻的苏联语文学家现在成为后现代西方的学术明星”。② 不过，在从“苏联语文学家”到“后现代学术明星”形象转化的过程中，伊格尔顿已经经历了长达30年的巴赫金接受历程，其所受的巴赫金思想的影响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从伊格尔顿自身的学术历程来看，从1966年出版第一本专著《新左派教派》(the New Left Church)开始直到70年代中期，③伊格尔顿就明确表现出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立场，这也成为其开展学术研究——研究作家、作品，与各种理论思潮展开论战——的基本立场。伊格尔顿学术生涯的起步时期主要是在雷蒙·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影响之下，1969年转到牛津大学任教之后，其思想才开始逐步发生变化，并有意识地摆脱老一代的英国新左派(包括雷蒙·威廉斯)的影响，将更多的当代性主题引入自己的研究，在日益强化对意识形态问题关心的同时，最终实现文化政治学的转向。《批评与意识形态》(Criticism & Ideology，1976)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1976)成为其成功转向的标志。但是，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暂时还没有找到答案：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在1973年有了英译本，1966-1967年，雷蒙·威廉斯和斯图尔特·霍尔相继将之纳入马克思主义语言问题的研究视野，但这些接受活动似乎并未在伊格尔顿身上留有什么痕迹。直到1981年，伊格尔顿出版《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Walter Benjamin，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1981)，巴赫金因素才开始注入其中，并迅速与伊格尔顿的学术思想融为一体。 从1980年代开始，巴赫金便开始出现在伊格尔顿的各类学术著述之中，或明显或隐含，或长篇大论或点到为止。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从1981年的《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到1983年的《文学理论导论》(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是伊格尔顿接受巴赫金的相对集中的高峰期。④在1990年的《美学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1990)和1991年《意识形态导论》(Ideology：An Introduction，1991)中再次以较多的笔墨关注到了巴赫金；进入新世纪之后，伊格尔顿对巴赫金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除了2002年的《甜蜜的暴力》(Sweet Violence：The Idea of the Tragic)和2008年的《陌生人的麻烦》(Trouble with Strangers：A Study of Ethics)两书中对巴赫金点到为止之外，其新著几乎没有提及巴赫金的。这一现象颇有意味，值得深究。 二、双面巴赫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或后现代学术明星 在伊格尔顿眼里，巴赫金并非一开始就是一个后现代学术明星的形象，而首先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受到重视的。在出版或发表在1980年代初期的《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强奸克拉丽莎》(The Rape of Clarissa：Writing，Sexuality，and Class Struggle in Samuel Richardson，1982)、《文学理论导论》第1版以及同时期的一篇长文《维特根斯坦的朋友们》(Wittgenstein’s friends，New left review，Sep-Oct 1982)中，伊格尔顿均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定位巴赫金的。如他将巴赫金与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本雅明、阿多诺相提并论，认为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与同年所撰的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拉伯雷和他的世界》形成了最为鲜明的对比。因为，在《拉伯雷和他的世界》中，巴赫金将那种“官方的、形式主义和逻辑的独裁主义”(即斯大林主义)与“身体、色情、放荡和符号学的爆炸式的政治学”置于针锋相对的位置。伊格尔顿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史上最大胆、最离经叛道的举动。”⑤在《维特根斯坦的朋友们》中，伊格尔顿更是最直接地将巴赫金称为“二十世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美学家之一”。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