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有力领导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逐步清晰，引领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与弘扬同步推进，相辅相成。总的讲，这是意识形态建设任务更加繁重的时期，也是大有作为的时期。 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稳步提升，公信力和认同度提高了，引导力和掌控力增强了，开放性和包容性拓展了 一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和认同度提高了。这种公信力和认同度来自于党中央推行的一系列全局部署、长远谋划、务求实效、深得民心的治党治国治军举措。诸如落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开展以反对“四风”为重点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掀起“老虎”“苍蝇”一起打、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反腐败斗争，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 二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和掌控力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拓，创造的一个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使得国内多年来与主流意识形态挑战争锋的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普世价值论、历史虚无主义等非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下降，逐渐失去市场，失去人心；国际上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失败论”等渐趋式微，而“中国威胁论”、“中国掠夺论”尽管有所抬头，但由于中国推行和平其赢的外交政策，切实担负起大国义务和责任，这些论调也难以赢得多数人认同。党和人民不断增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提升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自信，也提升了其对多元多样思想观点的引导力、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竞争力、对各种噪音杂音的掌控力，以及开展有理有利有节舆论斗争的效力。主旋律更加强劲高昂，正能量更加汇集凝聚，主导力更加强大从容。 三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拓展了。十八大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提高了，中国与世界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更加密切。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加注重历史资源与现实经验的有机融合，更加注重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与兼容并蓄其它思想思潮观念的关系，更加注重坚持思想文化的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其开放性和包容性明显拓展，充分展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博大自信和蓬勃生命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实践中与时俱进，形成一系列最新的理论成果；中华传统文化得到高度重视和弘扬，其优秀理念和精华内容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先进文化的内生之源和丰富滋养；世界各国各地区思想文化的合理成分和国家治理的有益经验，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的重要创新资源和有机因子。主流意识形态的延拓力、整合力、覆盖面、影响力都显著地拓展与增强。 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挑战呈现出新方式、新特点，更具蛊惑性和危害性，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可低估 可以说，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稳步提升，处于明显的优势和主导地位。相对而言，非主流意识形态在时代大潮淘洗和实践检验中逐渐失去信誉和影响力，因而处于明显的劣势和从属地位。力量对比发生如此变化的原因，既有国内的，如以上论述的主流意识形态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和掌控力增强；也有国际的，如资本主义长期持续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价值危机，使得源自西方的诸多非主流意识形态逐渐失去现实基础和信念支撑等。非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的逐渐下降，反映的是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和利益集团社会号召力和动员力的下降趋势明显，也反映出其倡导或支持的理论主张及政治方向被实践证明是偏离了正确的发展道路。 我们说非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和影响力的下降，并不等于说它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减弱或逐渐消失。在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非主流意识形态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和态势，继续以变化了的内容和方式持续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主要体现在：一是政治诉求和价值取向趋于显性化、公开化，越来越积极、直接地影响党和国家重大决策；二是多种非主流意识形态汇集合流，设置某个或数个易引起人们关注和激发情绪的话题，制造“意识形态群体性事件”；三是非主流意识形态越来越多地借助学术讨论、政策辩论平台，一些“公共知识分子”成为其主要传播者、鼓动者、建言者。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交替出现或同时并存的成规模非主流意识形态包括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论、历史虚无主义以及一些极端“新左派”思潮等。十八大以来，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的提升，这些非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虽然下降，但继续以新的方式发起冲击和挑战。其中一种主要方式与策略，就是以“深度解读”主流意识形态理论、政策为手段，传播渗透其观点主张。比如新自由主义在危机发生之后在国际国内都信誉扫地，但当前，它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解读为“彻底市场化”，否定国家宏观调控，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解读为公有制企业“私有化”；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较竞争中逐渐式微，但仍有一定影响和市场，比如抨击共产党“垄断”和“极权”，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跟不上“经济市场化”进程，人权得不到有效保障等；普世价值论在资本主义危机中被实践证明其关于西方自由、民主、人权之“普世性”的虚谬，但当前仍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论说“没有什么中国特色，只有普世道路”；历史虚无主义则把“历史虚无”的罪名扣到共产党身上，通过重新解说各种历史事件影响误导群众对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的评价；而各种极端“新左派”则利用当前腐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否定改革开放的成就，甚至希望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极端者为“文化大革命”辩护，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