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公赏力由于直接牵涉当今公共领域、市民社会或民主社会中艺术的公共性如何建构的问题，因而已成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艺术界急需关注和研究的一个新问题。而探讨艺术公赏力，必然需要考察它的动力源问题。艺术公赏力的动力不是指艺术公赏力的力量本身，而是指推动艺术公赏力问题发生、发展或变化的那些力量及其来源。 一、艺术公赏力的动力机制 探讨艺术公赏力的动力，首先要看到它所面对的问题链及其特质。所谓问题链，是指由一个问题与其他问题之间相互环扣而形成的问题链条组合状况。艺术公赏力问题链，则意味着一个特定的艺术公赏力问题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总是与其他问题相互交织、叠加在一起，共同组成相互交汇和扭结的复杂构造。这种复杂构造体现了同一问题的诸多相关要素的共时爆发及历时演变过程中的叠加或累加情形。从这样的观点看，艺术公赏力的动力应当包含相互扭结的多重因素，以及它们自身的不断演变过程，如此形成了一个在特定社会语境中发生作用的相互作用机制。如此说来，艺术公赏力的动力应当体现为一种多元的和综合性的机制。 这种多元综合性机制同艺术公赏力问题发生时的复杂语境有关。当梁启超于1902年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小说力也即艺术公赏力的最早的明确理论概念时，他有关艺术的理论假定可以概括为两个要点：第一是公或公共性，即把艺术视为现代大众传媒条件下最具公共性的中介物之一，它被认为可以打破政治、军事、经济、伦理、宗教、科技等领域之间的鸿沟而实现国民与国民之间的沟通，特别是在拥有国权的国家政府与拥有私权(或个权)的国民个体，以及不同国民个体之间，建立一种以公权为标志的想象性平衡机制，以便象征性地调节国权与私权、私权与私权之间的冲突。第二是新民，即认为艺术如小说具有“新民”的社会功能，是对国民实施文化启蒙的一种魅力感染方式。具体地说，他要通过小说的“熏”、“浸”、“刺”和“提”等力量，去开创国民之间的公共领域，并引导国民的现代政治与文化觉醒，以便培育一批批能够承担中国文化复兴重任的现代知识分子。由此可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包括章太炎、严复、蔡元培等)大力标举艺术公赏力的最初的或最直接的动力，来自于他们对新兴的现代大众传媒条件下国民自我的素养养成方式的理想预设。在他们看来，小说这类语言艺术所急需承担并且可以承担的，正是国民的新型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人心、人格等素养的涵养使命。这就是说，要涵养新型中国国民，首先需要运用新的小说力。 不过，艺术公赏力的动力的实际运行方式，远非如其开创者的最初动机和认识那样来得单一和直接。由于艺术公赏力内部的多重问题链在特定社会语境中发生相互作用的缘故，那看起来单一和直接的艺术公赏力问题的深层，多重相互交叉和扭结的动力因子形成了复杂的动力机制。从艺术与人的关系及其演变来看，可以分别看到艺术的三种动力模式，而每一种动力模式各有其主动因：第一种是公而高式，即艺术具备公共性而又高于人，是指艺术的地位高于人的地位，而又具备提升人的品质的功能，据此便产生了艺以新民说；第二种是公而低式，即艺术具备公共性而又低于人，是指艺术的地位低于人的地位，而又具备依靠人并为人服务的功能，据此有艺以为人说；第三种是公而平式，属于介乎上述两者之间的不高不低的居间状况，即艺术具备公共性而又在人之中、与人的地位相等，也就是指艺术的地位与人相平行，而又具备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公道的中介者的功能，据此有艺有公道说。这三种模式在艺术公赏力问题的各个时段不同程度地存在，并且紧密缠绕在一起而共同起作用。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段各有其相对而言有所不同的偏向或侧重点而已。重要的是，它们之间常常发生相互作用。 二、公而高式与艺以新民说 公而高式，代表了艺术公赏力的动力机制的最初呈现而至今影响不衰的一种模式。它首先发现艺术蕴藏着一种现代大众传媒条件下具备特殊的传播优势的公共性特质，同时，更认定艺术可以通过感化国民心态而改变其整体文化素养。艺以新民说正是这种动力模式的集中表现。它首先发端于清末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观念，进而迅速拓展到各种文学文类乃至整个艺术的“革命”进程中，成为至今仍被信奉的艺术基本原理。 艺以新民说，是指艺术具有更新国民综合文化素养的美学功能。梁启超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①梁启超之所以主张以小说去“新民”，其直接目的并不是为小说而小说或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为了培育具备“新”的“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人心”及“人格”等特质的新型国民。这样说是基于梁启超对“新民”说内涵的明确认识。“新”，当然有更新、开新之义。“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也就是说，新实际上有两个内涵：一是把中国本土已有的东西予以更新；二是把中国本土没有而又外来的东西加以吸纳，使之成为自己的。相应地，“新民”并非仅仅指个人，而是指全体国民的自觉更新：“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②。确切点说，他寻求的是全体国民各自的自我更新。至于“新民”之“民”所涉及的方面，他提出了三点界定：“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可以说，他的“新民”主要涉及三方面：新民德、新民智和新民力。把这种新民说带入小说观中，梁启超的艺以新民说显然是相信小说可以承担起更新民德、民智和民力等“国民独具之特质”的任务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