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对中国文论和美学影响巨大，自1985年的北大演讲以来，我国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等领域的诸多问题都与他密切相关。2012年12月詹姆逊再次来到中国，在北大做了题为“奇异性美学：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演讲，使中国的詹姆逊热又一次达到高潮。三十年来，中国学界对詹姆逊的追踪式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对他的新著《辩证法之价》(Valences of the Dialectic，2009)和《重读〈资本论〉第一卷》(Representing Capital：A Commentary on Volume One，2011)的研究也已经展开，并有成果陆续发表。但是本文所关注的并不是他的最新著述，而是研究他的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因为文学研究是他的学术起点，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方法一直贯穿于他的学术研究的始终。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极具特色，对我国当前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中国学界对此却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海登·怀特认为詹姆逊“不仅仅是一个对立的，而且是一个真正辩证的批评家。他严肃地接受其他批评家的理论，而且不只是那些基本上与自己具有共同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相反，他对那些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的著作特别感兴趣。因为他知道，衡量一种理论，依据的不是其推翻对立思想的能力，而是其吸纳最强劲的批评者中有根据的和富有洞见的思想的能力”(怀特196)。肖恩·霍默(Sean Homer)也认为詹姆逊的贡献就在于他“反思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的可能性，以及与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同情的对话的必要性”(Homer 5)。他把这些异质的理论流派和思潮都吸纳进来，并用马克思主义加以融会与综合。在所有的理论来源中，最重要的是形式主义(包括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詹姆逊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点，吸收和借鉴形式主义，尤其是结构主义，从而使他的马克思主义表现出明显的结构主义特征，也使他成为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对话史上继巴赫金之后最为重要的理论家。在借鉴和吸收形式主义的基础上对二者进行辩证综合是他的方法论基础，对他的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辩证思维”与“元评论” 从理论渊源的角度来看，对詹姆逊思想的形成影响最大的就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德国理论和以萨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为代表的法国理论。詹姆逊从中学时代就精通德语和法语，而后来在德国的留学生涯为其接受德国和法国的理论思潮奠定了基础。人们通常认为这两种思潮就像俄国形式主义与苏联马克思主义之间那样是对立的，但是詹姆逊则认为以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法国理论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中的一部分，它们的形成本身就与马克思主义不无关系(詹明信5)。更准确地说，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问题，就不可能有结构主义者的答案。甚至马克思本人就是一个形式主义者，他所做的就是对资本主义进行结构主义式的分析(杨建刚 王弦78)。事实也正是如此。尽管索绪尔对马克思似乎并无深入了解，俄国形式主义者也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论战的对象，但是法国结构主义者却不仅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而且本身就“大大得益于马克思主义”(Jameson “PHL” 102)。因此，当后来很多结构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避之而唯恐不及的时候，后结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却出版了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以此来表达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肯定和怀恋。因此，和巴赫金一样，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要取得发展，就再也不能将结构主义“拒之门外”，而是“应该把当代语言学的这项新发现结合到我们的哲学体系中去”(Jameson “PHL” vii)。正因为如此，詹姆逊同时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研究工作，并先后出版了研究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语言的牢笼》，①试图通过“钻进去对结构主义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以便从另一头钻出来的时候，得出一种全然不同的、在理论上更加令人满意的哲学观点”(Jameson “PHL” vii)。 虽然詹姆逊明白“在不同的立场之间对话实在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詹明信5)，但是他也深刻地意识到，“方法论问题之间的张力与冲突总会打开通向更大的哲学问题的大门”(詹明信11)。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进行对话就不再只是出于学术兴趣，而且成为他有意识的学术选择与探索。詹姆逊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之上，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眼光，来审视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把其纳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并以“符码转换”(transcoding)的方式将其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一部分，以此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萨特向詹姆逊打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使他真正成为一个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法国结构主义则使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了浓重的结构主义色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称詹姆逊的理论是“对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和新的法国理论的独一无二的综合”(Kellner 12)。 詹姆逊认为其他的批评方法大都是封闭的体系，而以辩证法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多元开放的，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与众不同、得天独厚的思维模式，原因不过在此，而非因为你自己一口咬定发现了真理。马克思主义的‘特权’就在于它总是介入并斡旋于不同的理论符码之间，其深入全面，远非这些符码本身所能及”(詹明信22)。所有的理论都是阐释，而在这些阐释模式中，“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比今天其他理论阐释模式更具有语义的优先权”(詹明信146-47)。作为一种“无法超越的地平线”，马克思主义“容纳这些显然敌对或互不兼容的批评操作，在自身内部为它们规定了部分令人可信的区域合法性，因此在消解它们同时又保存它们”(Jameson “PU” 10；詹明信148)。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层建筑”的阐释模式，所有的其他理论阐释模式，比如结构主义的“语言交流”、弗洛伊德主义的“欲望”或“利比多”，荣格或神话批评的“集体无意识”，各种伦理学或心理学的“人文主义”等等，都不具有绝对的优越性。而马克思主义却可以把所有这些理论都纳入其中，为我所用，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理论资源。詹姆逊所做的就是要建立这样一种囊括其他多种理论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 詹姆逊把这种思维模式称为“辩证思维”(dialectical thinking)，或“思维的二次方”。综合詹姆逊关于辩证思维的多处论述，可以得出在辩证思维指导下文学批评的三个主要研究对象，即对研究对象的研究、对研究者立场的思考和对研究过程中的方法、概念和范畴的反思。其特点在于：一是“强调环境本身的逻辑，而不是强调个体意识的逻辑”，即把研究对象放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来加以研究，或者说将研究对象“历史化”；二是“寻求不断地颠覆形形色色的业已在位的历史叙事，不断地将它们非神秘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本身”；三是“坚持以矛盾的方法看问题”(詹明信35)。建立在辩证思维基础之上的批评方法就是“辩证批评”，或“元评论”(metacommentary)。②这种评论是一种“评论的评论”，它带给我们的不只是“批判的武器”，同时也是“武器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一种“元评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并非只有信仰共产主义才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许多事实上在做元评论工作的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干的正是马克思主义”(詹明信20)。这样，“元评论”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一种方法论，也成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