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以来的高等教育是在移植和模仿西方办学模式和办学理念中形成的，大学校园文化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两种不同价值文化的冲突和交融。中国高等教育一百多年来的发展证明，大学校园文化既是社会文化的写照，更是社会文化的先锋。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这些时代命题都会具体、微观而又深刻地体现在大学校园中，在不同程度上引起大学校园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反思，其中有对外来文化盲目崇拜和对自身文化传统故步自封所产生的文化自卑，也有文化整合、融合中的价值认同和价值重构。形成高度的校园文化自觉、重建坚定的文化自信是大学校园文化的主流。 一、文化自卑：大学校园文化组合中的价值冲突 对于文化自卑，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文化自卑有两个极端，一是对待自身文化价值的故步自封与自我否定；二是对待它文化价值的无端批判与极端崇拜。文化是社会发展的晴雨表，中国近代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屈辱历史，奠定了国人文化自卑的“大国小民”心理。这种自卑心理在“五四”运动中表现为对西方文化为代表的新文化的极端崇拜，在“文革”中表现为对传统文化为代表的“旧文化”的无端批判。“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初，自卑于自己的民族文化是当时中国人普遍的文化心理”[1]。大学校园文化自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文化迁徙：中国本位文化在大学校园的缺失 虽然中国古代就已经具有了高等教育的雏形，但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是随着近代“西学东渐”的文化潮流、西方教会在中国兴办高等教育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主要以模仿欧美的高等教育为主。史学家威利斯·鲁迪认为，“高等教育的传播是一种文化迁徙现象[2]。近代高等学校在中国的设立，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对待西方的文化迁徙。当时，大学校园里面的文化载体都是西式的，几乎清一色的欧式建筑，除了国学、历史方面的课程，其他的也大多都是国外的教材，办学理念与西方高校异曲同工，不同国家的文化在校园里激荡，“长袍、西装、中山装”共处一隅成为当时的一道风景。建国初期，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一个全面模仿苏联、照搬苏联办学模式，摒弃一切西方“模式”的时期。大学校园文化也深受苏联高校的影响，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西方文化)，弘扬社会主义的文化(学习苏联)。苏联的文学作品《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激励了一代大学生投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到边疆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产生虽然不是完全照搬西方的，但与中国古代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雏形)已经完全脱节，失去了其中所应有的文化延续，似乎从创立时起就植入了外来文化的种子。可以这样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虽然根植于中国大地，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但一个伟大民族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强势文化，“天朝意识”和“大国情结”所形成的文化自负的心理定势没有在近代大学文化的构建中得到很好的弘扬。 2.文化崇拜：西方文化在大学校园的骄纵 从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百日维新”新式学堂对西方文化的介绍，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旧文化的批判，以西方文化为核心的新文化占据了当时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大学校园文化则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超前意识成为新文化的先导。高校教师、学生、学生社团以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强烈责任感、使命感成为当时社会最进步、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文化阶层和文化团体，他们批判旧文化最重、受新文化影响最深，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启蒙。如果说“五四”运动时期的大学校园西方文化启蒙，是探索中国救亡图存道路需要的话，那么，改革开放时期的大学校园西方文化崇拜，则是青年大学生价值矛盾的文化排解。对西方文化崇拜最为极端的表现是有人甚至对中华民族的种族品质产生了怀疑。上世纪80年代风靡大学校园的《丑陋的中国人》，讥讽和嘲弄中国人“窝里斗”、“不团结”、“脏、乱、吵”等劣根性，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不能治愈的、影响深远的滤过性疾病。在西方文化崇拜心理基础上所产生的文化自卑由此可见一斑。时至今日，这种由西方文化崇拜所产生的文化自卑心理依然在高校有着一定的表现，“洋节热”(如圣诞节、情人节、光棍节、愚人节等等)日渐流行，“留学热”经久不衰，总有一些大学生认为外国的什么都好，这种现象值得我们认真地反思。 3.文化自残：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学校园的境遇 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大学校园文化至少经历过两次严重的“文化自残”。第一次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的文化自卑推向了文化自残，也严重地摧残了中国大学校园文化，这是一次有形的文化自残。当大学的围墙被特定社会时期所特有的政治文化完全冲破，大学校园文化便失去了其应有的独立性而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的附庸，“文化大革命”给大学校园文化穿上了一身十年没有脱去的政治制服，“以阶级斗争为纲”、“读书无用”、“大字报”、“打砸抢”等校园歪风盛行，马克思主义被歪曲、高考制度被停止、校园秩序被破坏、民族文化被否定、传统美德被践踏，严重扭曲了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第二次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实用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西方普适的价值观念得到了社会不同程度的认同，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西方中心主义在中国的大学校园有了一定的成长土壤，这是一次无形的文化自残。大学校园里有人鼓吹“西方发展道路之风”，出现了“发展商品经济就是补资本主义的课”，“西方发展之路就是中国现代化的母本”等错误观点，“自卑心理的极端导致了自残行为，激进主义者认为国家的前途取决于‘去中国化’的成败，发展的快慢取决于脱胎换骨的速度。有人甚至认为中国要想现代化，应该再被西方殖民几百年”[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