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14)05-0116-06 任何一个思想观念和理论体系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社会的呼唤和实践的需要，都有其实践依据、时代特征和时代价值。任何一个思想观念和理论体系的确立，都要在生活和实践中，经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思想也不例外。 一、从“民众”到“群众”，从“评价对象”到“关心对象”，不断提升对“民众”的认知，为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探寻革命的依靠力量指明方向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夜和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对“群众”的认知和重视是逐步提升的。毛泽东是较早把目光转向“群众”的革命领袖之一。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组建进步学生社团“新民学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其雄心壮志可圈可点。“新民学会”的核心是一个“民”字。“改造中国与世界”是为了谁?“民”字在朦胧中已经成为目的和方向。毛泽东及其学友们已经开始把“民”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为了更好寻求为“民”的道路，毛泽东积极创办《湘江评论》，并且于1919年7月21日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指出：社会改造的方法很多，但是有这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这里的民众包括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车夫、各色人等。这时正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探索时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已经在运动中提出，但是革命的主体是谁尚不明了。毛泽东提出了“民众”的概念，已经意识到革命的主体应是“民众”，且对“民众”的内涵有了初步的认识，但这时的“民众”，只是代表当时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这是毛泽东及其学友们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过程中，初步认识到民众的重要性，认识到了民众在革命中应担负主要角色。但是，这只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学生站在群众之外，以一个评论者的身份，意识到“民众”在革命中的重要角色。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着重研究民主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他在1925年12月1日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明确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左翼会跑到革命一边，右翼会跑到反革命一边；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可靠的同盟军；半无产阶级包括绝大多数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和小贩等，他们是中国革命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包括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其中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革命性最坚决、彻底，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这实际上是毛泽东首次对“民众”进行的阶级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观察“民众”的立场发生了变化，从站在“群众”之外评价群众到站到“群众”身边密切关注并研究群众。从置身于民众之外的旁观者到置身于群众之列的关注者。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领导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尤其是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在湖南、江西等省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响彻云霄。一切反动派对他们恨之入骨。然而，这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跟在国民党右派的后边，对农民运动发出了种种责难、攻击污蔑，甚至谩骂。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1]为了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毛泽东回到湖南，考察了十几个县的农民运动。他亲自深入到农民中间，召开各种座谈会，在获得大量的感性材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进行了科学分析，最后得出了“农民运动”“好得很”的结论，并旗帜鲜明地站在农民群众一边，坚决支持农民运动。他这时已经把自己置身于农民群众之中，尤其是他对农村中的贫农大加赞扬。他认为，农民包括富农、中农、贫农。富农的革命态度不热心，中农态度游移，“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2]。这是毛泽东首次把贫民叫“大群众”。虽然，这里的“大群众”是专指贫民，范围很狭窄，但是这个“大群众”的概念越来越具体化。这是因为毛泽东已经把自己的立场完全转到“大群众”一边，已经完全把自己融于“大群众”之中了。 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首次使用了“工农群众”一词，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他将小资产阶级也包括在群众的范围当中，指出忽视小资产阶级力量的观点是错误的：“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3]这表明其对群众的范围进行了扩充。毛泽东认为，这些群众都是我们依靠的对象。面对群众，我们要调动他们的革命积极性，1929年10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明确提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应“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4]。此后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他又提出党要用“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5]，而且“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6]。只有这样，“才能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7]。很显然，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群众”不仅包括工农，而且还包含小资产阶级。他站在党和红军领导者的立场上，把“群众”作为党宣传的对象、组织的对象、争取的对象、领导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