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4)06-0037-04 习近平同志最近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指出：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1]应该说，习近平同志的这一论断凸显了核心价值观的国家治理视域，值得深入学习领会。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与国家治理之关系 为什么说核心价值观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呢？对此，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两个关系”：一是关系社会和谐稳定；二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应该说，“两个关系”的提出，在文化传统上可以上溯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特别是秦汉之际的政治哲学。 中国历史上不断混战的战国时期是以秦灭六国为终结的，开创了大一统国家的新局面，而秦王朝的兴起主要归功于法家思想的指导。秦以强暴而成功，却不能以强暴而长期有效统治国家，很快便灭亡。鉴于秦以暴力而取天下的路径，汉朝最初的统治者也迷信“马上而得之”的治理方式，不屑于运用《诗》、《书》这些儒家经典去构建价值观。当时的思想家陆贾回应了一句后世广为流传的话：“居马上而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这就是说，社会的治理、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不能单纯依靠武力的，这已经触及到价值观建设之必要。 汉武帝后来向大臣提出，自己“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希望臣子为稳定社会献策。儒生董仲舒在回奏中以周秦为例，说周之失掉天下是由于“大为亡道”，而秦同样如此。因此，“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的意思是，如果社会没有统一的“道”，即价值观，民众就不知道应该坚守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统一对“道”的阐释与提倡，使“邪辟之说灭息”，再加上“法度可明”，民众便知道如何行事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关于儒家价值观对中国社会治理乃至中国文明延续的积极意义，历史一直在予以证明。清代的统治者是满族人，其第一个皇帝顺治开始连汉文奏折都很难看懂，但后来却以他的名义刊行了多部儒家文化著作。到雍正皇帝时，统治者认为弘扬儒家思想不仅可以正社会风气，于民有益，而且“为益于帝王也甚宏”。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近期与中国学者的对话中指出，三千年前已经存在的古文明不止中国一个，还有埃及、伊朗、希腊、罗马，但那些古文明都已经消逝了，可是中国依然存在，而且又突然复兴了。他注意到，在四千年的文明史过程中，儒学差不多覆盖了一半。 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重视国家治理过程中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事实来看，人们更能够理解和体会习近平同志的另一论断：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2]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有主张、有定力的，能够促进中国优秀传统的长期发展，同时予以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赋予自己的事业以真正的中国特色。客观地说，在世界现代性潮流的冲击之下，“独尊儒术”的文化格局于19世纪后期逐渐式微，民族复兴与追求社会主义目标的革命成为20世纪中国的主旋律——中国共产党就是奏响这一主旋律的“第一小提琴手”。引人注目的一个事实是，尽管儒家思想本身在革命过程中是处于遭受批评的地位，但是革命在改变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同时，我们党继承了中国文化中一贯重视价值观建设的传统，使制度革命与人的改造、道德的升华一同发展。可以说，价值观建设使革命队伍这一系统得以正常运转，使根据地、解放区的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为革命胜利后的国家治理积累了经验。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的毛泽东在回顾往日岁月时感叹道：“我们这支军队为什么成为新型的军队，就是在改造旧中国的同时，也改造我们自己。人的思想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关键还是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官兵一致。”[3]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指出：“为了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弄清楚价值观与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真正理解后者如何使前者变得‘有意义’，乃是特别重要的事。”他认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最大也是最有意义的特点就是，“普及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并在普及过程中使之内化，创造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前提，共产主义才会实现”。[4] 如果说在革命和武装斗争时期，人们面临生死的考验，尚且可以通过正确而有感染力的价值观建设去改造旧的思想，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建立与巩固革命所需要的秩序，使革命队伍充溢着强烈的战斗力，那么，在和平建设与改革开放的时期，就有理由放弃这一传统吗？邓小平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5]他在这里实际上作了假设，如果只有经济成果，没有正确价值观的引导，社会系统依然难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依然难以有效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