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学来说，形式始终是一个谜一般的概念。M.H.艾布拉姆斯为《欧美文学术语词典》撰写“形式与结构”词条时如此陈述：“狭义的形式指代文学类型或体裁，如：‘抒情诗体’、‘短篇小说体’，或者指代诗歌格律、诗行及韵律的类型，如：‘诗体’、‘诗节形式’。同时，‘形式’又是文艺理论中的一个主要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一部作品的‘形式’是指它的基本构成原则”(121)。当然，这些简单的定义没有机会复述这个概念在文学批评史上屡次遭受的重创。 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的另一个词条提到了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理论主张：“形式主义认为，文学是语言的一种特殊类型。它假设在文学(或诗的)语言和普通语言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对立”(305)。艾布拉姆斯顺便告知，“形式主义”的诨名是这个学派的对手赠送的，贬损之义昭然若揭(304)。这个说法可以在茨·托多罗夫——这个学派论文的编选者之一——那里得到佐证(5)。 按照雷蒙·威廉斯的考证，“形式主义者”一词出现于17世纪的英文之中(188)。“形式”一词通常意指“形塑原则”：“能将飘忽不定的事物化为明确、特定的事物”(189)；然而，“形式主义”可悲地转向了反面——这个概念迄今通用的负面涵义是徒有其表、华而不实、言不由衷，如此等等(189)。这些负面涵义延伸至文学范畴，“形式主义”形容的是某种本末倒置的倾向：沉溺于无聊的语词游戏乃至叙事杂耍，逃避历史与意识形态，逃避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这显然是文学的歧途。 然而，人们没有理由因为这种耳熟能详的判决而无视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理论版图开拓。由于这个学派诸多批评家卓有成效的研究，愈来愈多的人意识到文学形式的特殊存在。首先，文学形式决定了一部作品的组织和肌理，进而决定了一部作品的主题显现。分析表明，叙述、修辞抑或诗歌韵律哪怕出现了微小的调整与差异，一部作品的主题亦随之有所改变。其次，文学形式划出了文学与非文学的标志，未曾接受文学形式铸造、锤炼的语言仅仅承担日常的信息交流。第三，文学形式内部隐藏了文学之为文学的秘密——亦即罗曼·雅各布森所说的“文学性”。按照雅各布森的著名论断，“文学性”是文学研究的核心(321)。这时，一个刺眼的结论正在跃跃欲试地闯到前台：文学即形式。 相当程度上，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许多观念与日后活跃于英美的“新批评”学派不谋而合。“新批评”主张关注作品的独立实体，众多文学的外围因素更像种种干扰。“意图谬误”和“情感谬误”是排除干扰的两张理论盾牌。批评家认为，作家的意图并不重要，热衷于阐述作家的自我表白显然过多地依赖以作家为中心的传记式研究；读者的反应也不重要，依据各种莫衷一是的阅读心理往往滑向相对主义的陷阱。R.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郑重其事地将“文学和传记”、“文学和心理学”、“文学和社会”、“文学和思想”以及“文学和其它艺术”称之为“外部研究”。“新批评”倡导的显然是文学的“内部研究”，即研究作品的实体本身，“细读”是批评家的不二法门。所谓的作品实体指的是文学形式的诸多成分，按照R.韦勒克和沃伦的概括，这些成分包括谐音、节奏、格律、文体、意象、隐喻、象征、神话、叙述模式、文学类型等。显然，这时的“新批评”与俄国形式主义之间具有某种理论的呼应。 事实上，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更多地注入了结构主义学派。据说雅各布森与列维－施特劳斯的相遇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多斯27)，雅各布森甚至是“结构主义”这个术语的首倡者(多斯57)。追溯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结构主义发源于语言学的革命性转型。人们公认索绪尔是这个转型的关键人物，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充当了结构主义者的圣典。索绪尔将语言描述为一个完整的、闭合的系统，“结构”是后人对于这个系统的命名。索绪尔的语言学图景之中，这个系统是一个共时的结构，语言的历史演变——传统语言学家深感兴趣的主题——遭到了放逐。喧闹的历史被锁在了门外，这肯定有助于清晰地再现共时系统内部的组织规则。与此同时，索绪尔抛弃了话语的主体。谁在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揭示这些话语依据何种规律运行。这是对于主体哲学——结构主义之前，存在主义曾经如日中天——的反动。话语主体的个人风格、内心状态以及历史氛围无不作为多余的赘物而被切除。结构主义对于语言模式的描述很快移植到文学研究领域。不出所料，拒绝考虑历史和拒绝主体的观念遭到了多方面的抵制。尽管如此，结构主义批评家充满了自信：这是建立“文学科学”必须偿付的代价。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的“新批评”到结构主义，众多相近的理念汇聚起来了。当文学形式作为研究聚焦之后，借助科学的精确和严密，揭开文学的秘密仿佛指日可待。这可以视为围绕文学形式盛极一时的理论高峰。 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或者结构主义的式微存在多方面的原因。至少，一个独立自律的文学形式王国并未建立。这些批评家的共同设想是，文学形式犹如某种专业屏障阻挡政治意识形态的粗暴侵扰。然而，俄国形式主义的遭遇已经证明这只能是一个幼稚的幻想。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主张引起了当权者的不满，许多批评家遭到严厉的抨击，并且充分领教了学术之外的处罚。文学漠视政治意识形态不等于政治意识形态漠视文学。当然，真正的打击来自理论内部的裂变。以雅克·德里达为首的解构主义奇妙地发现了结构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宏伟壮观的理论大厦一朝崩塌。必须承认，始于俄国形式主义的大型理论战役并未完成预定的目标——无论称之为“作品的实体”还是“结构”，一个高高在上、拒绝历史过问的文学形式体系并未如期出现。现在可以说，文学即形式仅仅是一个跛脚的命题。 如果以德里达的挑战为标志，结构主义的受挫已经是半个世纪之前的故事。文学形式涉及的众多关系远比预想的复杂，结构主义设计的理论模型存在诸多缺失。尽管如此，始于俄国形式主义的各种理论跋涉并非多余。这些思想不断地沉淀下来，并且与另一些观念——包括理论对手的观念——展开持续的对话和博弈，仿佛在等待另一个突破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