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4)02-0066-13 2013年度文艺学研究总体上趋向平稳，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美学研究、新媒介文论、文艺理论研究路径等方面，都敢于面对真正的现实问题，发表了不少有创见的观点、见解，或对某个思想观念作了富于智慧的论证，或是提出了新的问题，扩大了研究的领域，予人启示良多。兹择其要作一评析。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怎样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质呢？谭好哲借鉴詹姆逊“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观点指出：“问题性”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前提下对现实文化和文艺问题的理论应对和聚焦。在此观照之下，中国当下文艺理论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显然缺乏问题意识。而解决这一症结的途径在于通过方法的运用显示立场，并将理论研究放入具体历史语境中去，从当下时代特征中提炼自己的理论问题。但需注意的是，“问题性”的发现与建构需要注入理想性，保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诗意辩证法。[1]胡亚敏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必须具有自身理论特色的概念和话题，其重心在“人民”这一概念上；这里，“人民”既不局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划分，也不同于列宁的敌我区分，它是一个具有广泛共同利益和革命性的、基于阶级又超越阶级的联合体。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区别于其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显著标志。胡亚敏通过讨论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以及人民概念的改善和发展，揭示了文艺与人民双向互动的关系，并指出文学艺术越来越走向人民是历史的必然，而这一趋势将会产生“未来的人民”即同是艺术创造者和艺术享受者等多重身份的新形象。[2]李咏吟回溯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形成的历史过程和理论根基，指出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存在从纯粹的逻辑形式主义和纯粹的保守主义出发两种错误倾向。他认为哲学解释形态和文艺学解释形态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两大支柱，缺一不可。而解释马克思主义美学，建构其价值形态需要抓住“劳动”问题这一核心命题；其文艺评论和文艺思想立足于文学艺术本身的对具体的生命艺术的审美理解，通过艺术生产理论的提出，最终指向艺术的独创性和心灵的自由即人的完善及安全上去。[3]张玉能则提出，美学批评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最高维度之一，需要进行独立的探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美学之维，离不开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制约，即向内求善的伦理型美学。这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显现出革命实践性、伦理意识形态性与整合和谐的美学特征。然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的模糊性、直觉性、零散性以及西方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对晚近中国的影响，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融合传统美学思想的过程任重道远。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西方美学和文论以及文学批评为参照系，以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为基点，坚持审美艺术标准第一，意识形态标准第二的批评标准。[4]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相比，有其独特性和丰富性。在某种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方法的坚持和发展。穆宝清指出：伊格尔顿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性、展现马克思主义的“人性”及其作品中丰富的美学思想等方面，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其作品中同时存在着学术背景和书写的西化，以及作品结构的非逻辑性和流于文采炫耀等问题。面对伊格尔顿的理论价值，客观合理的评价是研究基础。[5]蒋继华从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生产论、历史观、语言风格三个方面，比较深入地讨论了伊格尔顿对本雅明结构思想的接受。认为本雅明为伊格尔顿解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难题提供了方法论借鉴，但这种接受包含的姿态仅仅是伊格尔顿作为学院派学者对某种权威进行的反抗。[6]孙士聪指出：詹姆逊在20世纪70年代对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批驳，以及20年之后对其辩证法的赞扬，显示了詹姆逊晚期马克思主义逻辑中不同历史语境的要求和马克思主义内在逻辑的推动作用。这使得他不同时期对阿多诺的阐释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既反对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又批判了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片面性和危害性。[7]赵勇将本雅明的《作为生产者的作家——1934年4月27日在巴黎法西斯主义研究所的讲演》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两个“艺术政治化”的重要文本作了别开生面的比较分析：(1)“讲演”美化“技术”，力论技术对于作为“生产者”的作家的重要性，其用意是要把知识分子争取到工人阶级一边，进而打造出反思的大众；“讲话”则圣化“群众”，并围绕着工农兵大众展开相关论述，其目的是让知识分子转变自己的阶级立场，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2)两个文本在对作家—艺术家的定位(“生产者”与“工作者”)，对物与人的打磨(“功能转变”与“思想改造”)，对技术的看重(“技巧”与“语言”)，对革命主体的期待(“工人阶级”与“工农兵大众”)等方面非常相似。(3)本雅明重视“物”，所以便在“功能转变”上下工夫；毛泽东看重人，自然就在“思想改造”上做文章。前者的设计是“知识分子化大众”，后者的归宿是“知识分子大众化”；前者在“艺术政治化”的道路上形成了“介入文学”，后者则形成了“遵命文学”。[8]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一方面需要我们不断回归经典文本，回到马克思，实事求是地深入阐释其理论意义；另一方面则需要我们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范式、理论形态和理论体系。这两方面的工作都“未完成”，有待学者的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