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79年第4期《上海文学》发表的《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一文，引发了一场关于文学性质的大讨论，核心问题是文学与政治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多数参与学者主张废除“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观点。稍后邓小平重提“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否定“文学从属于政治”这个口号。①“为文艺正名”在“正”文艺的本质之名，强调回归文学的审美之维，这使得1980年代成为文学审美论的时代，毫不犹豫地抛弃文学工具论。但不过十来年，这个审美论的新时期就结束了。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尤其是在新世纪，出现了“重建文学的政治维度”的集体化的理论冲动与实践，为新世纪的文论界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就重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言，有所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到底如何重建，秉持什么样的标准重建，还需继续探讨。在我们看来，提供重建的理由及策略，除了应当说明文学与政治必然关联外，还须说清文学是如何以自身的独特性与政治保持关联的，只有说清了这一面，“重建文学的政治维度”才是一个更加合理的命题。 一、“为文艺再正名”的出场及理由 “重建文学的政治维度”作为“为文艺的再正名”，并不像“为文艺正名”那样轰轰烈烈。“正名”是一场涉及广泛的、带有特定时代思想解放特征的文艺运动，“再正名”则是一场主要属于文论自身调整研究方向的学术反思行为，它经历了从“重提”到“重建”的出场过程，并提供着相应的出场理由。 早在1990年代末期，十多年来西方文化研究的引进与实践，其政治化的思想方法产生了重要的导向作用，开始蚕食文学审美论，使原本对立的文学与政治关系，逐渐得到修复，不仅坚持文学工具论的学者“重提”这个话题，即使成长在“正名”氛围中的中青年学者也开始谈论这个话题。《文艺研究》于1999年5月28日至30日召开的“世纪之交：中国文艺理论研讨会”就是这一症候的体现，在会议议题之一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陆贵山、陶东风、王杰、郑恩波、柏柳发表了各自观点，尽管存在理解上的差异，但也出现了共同点，使得“重提”文学与政治关系成为关键问题。 如陆贵山认为：“不管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都应该既反对文艺即政治的观点，也反对文艺非政治的观点。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文艺总是存在着与政治相联系的一面”(“应当”20)。他明确提出应当重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强调是文艺就会与政治有关联，“政治是社会、历史和人生乃至审美的思想内涵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文艺的存在形态、制度形态与观念形态都无法超越和躲避政治。在文学与政治问题不能引起文坛极大关注的情况下，陆贵山的“重提”意味着对于文坛倾向的纠正。如郑恩波认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过去要谈，现在要谈，将来还要谈，并强调“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不是一个错误的口号，但缺乏科学性”(22)。这与邓小平决定停用这个口号多少有点对立。②可见在世纪之交，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话题再次引人注目。 不过，陶东风的介入更具象征意义，审美自律论遭遇了内在挑战。陶东风所受学术教育与李泽厚、刘再复的主体论分不开，与文学去政治化的审美论分不开，他的转向证明1980年代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文论学者内部已开始分裂。 比较来看，陶东风虽承认文学与政治有关，但坚持文学的独立性与作家的自由表现，“文学必然具有政治性，但文学可以不为政治服务。”肯定了否定工具论的历史正当性：“在80年代初文人对于文学自主性的要求，争取的实际上就是文学可以不为政治服务，尤其是不为狭义的特定政治服务的权利，而不是从学理上否定文学在客观上具有政治性。［……］它表明文学的自主性本身就是与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相联系的，没有中国的社会转型，当然就不可能想象文学自主性的获取。”③结合陶东风的其他文章可以看出，他露出了某些思想端倪，在强调文学自主性的获得与特定时代、政治相关时，没有言及这个自主性是文学的“固有本质”，与其后来愈发明确的建构主义立场已经相近。建构主义否定文学的自律性，为文学与政治建立关系提供了理论通道。文学再政治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它不仅成为一部分学者的坚守，同时因吸纳新生力量而扩大了阵营，强化了论述，一时声势鼎盛。 到新世纪里，文论界开始从“重提”文学与政治关系发展到“重建文学的政治维度”，标志着“为文艺再正名”的新思路正式形成。 陶东风说：“抽象地否定文学的政治性，或者人为地鼓励文艺学非政治化，就有使文艺学知识非公共化的危险，使之无法积极回应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丧失参与社会文化讨论的能力”(18)。他认为，在“理想的公共领域远远没有建立，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还大量存在”的情况下，现今的文艺学“不敢用文艺学的知识批判性地切入重大的公共事务从而获得自己的政治品格”，这正构成文艺学的发展危机，其出路只能使文艺学具备“政治品格”(22)。陶东风的意图很清楚，文艺学只有参与了社会政治、文化领域中的斗争，对社会起到了批判或促进作用，才算肩负了自己的责任。 陆贵山留出了“重建文学的政治维度”的空间，指出：“‘为文艺正名’的事件无疑是正确的。只把文艺视为政治的工具是片面的，甚至是有害的。”认为这是矫枉过正，产生了另一种片面性，使“正名”变成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正法”。陆贵山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人们厌恶和漠视政治，希望人们摆脱这种非理性情绪，“难道因为我们曾出现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便不要马克思主义本身吗？难道曾出现过伪理想，便抛弃理想本身吗？难道曾出现伪崇高，便去嘲弄真崇高吗？难道曾出现过‘假大空’的神化人物，便不去塑造社会主义的创业者和新人形象吗？”他的核心观点是：“我们只能反对对正确事物的错误的解释和实践，不应去反对本来是正确的事物本身”(“重构”107)。陆贵山强调文艺与政治有关系这个命题没有错，所需要的只是否定错误的理解与实践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