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在哲学上指独立存在于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任何社会变革都会通过其中人与物关系的变化而昭显出来。”人们对数字化世界的反应，使“物在20世纪末的几十年里变成了迫切的新话题”(孟悦 罗钢 86)，引发了“物质性诗学”的勃兴，开拓出一个从物质性维度思考文学理论批评问题的新空间，对这一空间的研究已然成为新世纪的批评趋势之一。 传统的“物质性”让人联想到具体、实在、先于语言喻说体系的“事物”。在柏拉图式的精神/物质、思想/身体、意识/存在等二元对立中，“物质”预示着一种非人的、超语言学的“沉默事实”。在中世纪，西方主流观点认为人类同时生活在物质和精神两个空间之中。15世纪以来，物质/灵魂的二元性观念开始变化并归于消失，灵魂空间的存在被否认；现代以来空间范畴主要指物理物质的空间，居主导地位的自然科学使这一概念成为所有科学试验台的核心价值；当代“比特”世界和赛博空间的出现，“开启了一个新景观，它基本上与物理空间不同，但却又不是一个全新的维度。相反，它使得我们更加接近生活在两个空间的中世纪实践”(莫斯可 88)。 与此同时，迅速崛起的通讯科技改写了人、记忆、事件以及表征的定义，导致一系列新空间的涌现，如录音电话、电视录像、个人电脑、电子邮箱、因特网络、虚拟现实、多维空间等等。在此过程中，“日益被追加生产的，不是物质客体，而是符号［……］这不仅发生于包含实在审美成分的非物质客体(例如流行音乐、电影、杂志、录像等等)的激增之中，而且发生于物质客体里符号价值或形象成分的不断扩大之中”(拉什 厄里 22)。“符号”的楔入，将“物质/精神”二元对立的传统模式改写为“物质/符号/精神”三元结构。重思想而轻物质的文化史家也开始从物质性维度审视文化的“符号性方面”，“一些文化史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毅然转向了物质文化的研究。于是，他们发现自己与考古学家、博物馆馆长和长期以来以服饰与家具等为研究领域的专家发生了联系”(伯克 79)。 各派理论批评争相从物质性维度命名这些新兴空间，如“文化唯物主义”、“后物质主义”、“(超)物质性”、“非物质社会”等等。其中所谓“非物质社会”指的是数字化或信息化社会，即从“硬件形式”转变为“软件形式”的社会。但这一命名“出于一种误解［……］去赞美‘虚幻形象’与机械(或‘形式’与‘物质支持物’)的对立”(第亚尼 45)。事实上，任何非物质文明都会物质化，其非物质产品必须与生产、固定和支配它们的“下部”机械结构联结在一起；影像或符号背后潜藏着其物质和机械的支持物。在“物质/符号/精神”三元结构中，若立足于“精神”并在与“物质”对立相视的立场来阐发符号的特性，则有可能放逐符号的物质实在性。因此，当代思想试图立足“物质”来阐释符号，从而将“物质性”概念推到理论批评的前台，对人类生活现实的解释潜力也被充分释放出来；与此同时，文学理论与日益流行、无所不在的物质文化和技术幽灵纠缠在一起，“如何描写、吸收或思考文化中日益增长的幽灵性质，当代文学面临诸多新的挑战”(Bennett and Royle 139)。而从物质性维度探索新物质技术空间所蕴含的诗学思想和批评契机，不仅成了文学理论研究的课题，而且已然成为新世纪理论批评的趋势之一(沃尔弗雷斯 385)。 一、文本的符号物质性 文本(text)是文学系统的核心要素，20世纪以前的文学理论多认为，文学文本要么是外在物质现实的反映再现，要么是作家心灵或宇宙精神的体现，无论喻之以“镜”或“灯”，文本自身都不具备独立的物质性和物质价值。将文本的物质性还原为文本中的词汇和符号的结构系统，承认文学文本自身的物质性，这是经历漫长的理论探索过程才确认下来的。在此过程中，索绪尔的语言学、俄苏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理论学说确立的文本物质性，主要是文本的语言符号物质性；换言之，它们将文本置于朴素物质观念之下，以传统上对待自然物理物质的方式解释文本，从而使文本拥有了传统文本所反映或表达的物质对象的实在性特征。 索绪尔语言学为文学理论批评提供了若干重要观念，“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即是其中之一。这个听起来不过如此的论点有着深远的影响。它把语言从仅仅被视为具有描述性的思想，提升到另一个层面，进而认为“语言是事物的一个组成部分”(McGowan 15)。如果说语言是事物的组成部分，那么其存在就必然会改变事物间的秩序，“打造”事物而不只是“反映”或“表达”事物，从而使语言自身实质性地成为特殊事物，具备了传统上专属于“物”的物质性。 传统文学批评将文学作品缩减为外部世界或作家心理的透明窗户，而文本自身的物质性以及文本的具体语言程序则处于被抛弃的危险之中。如果作品是其隐在“深度”的顺从反映或表达，那么作品外在特征就可缩减为一个“内在本质”。俄苏形式主义改变了这一传统，它以实践的科学精神，将注意力转向文学作品自身的“物质现实”，转向文本的实际运作和语言的特定组织，研究文本的法则、结构和技法，认为文学作品既非观念的传声筒，也不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或超验真理的体现：它是一种物质现实，人们可以像检查一部机器一样分析其功能。它由词语而不是由对象或情感构成，将它看成作家心灵的表现或外部世界的再现都是一种“错误”(Eagleton “Literary” 3)。作品以及其中的语言、文字、技法和组织就是作品的物质性，就是使文学成为文学的“文学性”，应该作为拥有自身价值的东西得到凸显和揭示。 新批评将诗歌转变为“物恋”的对象。瑞恰兹将文本缩减为诗人心理的透明窗户，把文本“去物质化”(dematerialized)。美国新批评则将诗歌“再物质化”(rematerialized)，把人物、进程和体制再度转化为“物”，坚持作品的“客观”身份。典型的新批评严格调查作品的“张力”、“悖论”和“暧昧”，展示它们如何被作品的固定结构决定和激发的过程(Eagleton “Literary” 42)。它将传统上视为外在现实的反映或内在心灵的表现的作品，看成是作品自身物质性结构的体现，是物质化的“肌质”(texture)；它在物质性方面是自足的，其自身便具有真实性，就像其他物质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