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艺术生产与当代传媒技术之关系研究已经成为当代文艺美学研究的一个理论热点，这种现状得益于诸多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美学的深入研究。但是，综观国内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美学在此问题上的相关研究，往往都较为片面：或是像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那样仅仅看到了当代传媒技术发展对艺术生产的消极影响，从而对大众传媒连同大众文化和大众艺术大加挞伐；或是像本雅明那样乐观憧憬当代媒介技术的进步对艺术民主化和革命化的推动，从而对新的传媒技术顶礼膜拜。这两种倾向虽然都有自己的理论依据，但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体理论面貌而言却都有失偏颇。实际上，只有同时从这两个方面了解和把握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富有张力的言说，才能窥见其所蕴含的丰富思想，并从学理上对艺术生产与当代传媒技术的关系做出辩证透彻的认识和阐发。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中，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人对于当代大众文化和大众文艺，连同构成此种文化和文艺的大众传媒和传媒技术持有较为负面的认识和评价。 上述理论家认为，在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虽然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比之以往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并不意味着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进步的加速似乎与不自由的加剧联系在一起。在整个工业文明世界，人对人的统治，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日益加强”[1](导言P18)。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启蒙运动时期资产阶级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诉求的理性启蒙精神日益退化为与社会政治统治相协调的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技术进步扩展到了整个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了这样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同时把技术进步包容于其统治框架之中。技术理性已变成了政治理性。”[2](导言P7)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社会以技术进步作为一切合理活动的标准和模型，以新形式的极权主义形成了他称之为“单向度”性的一体化现象。这种“单向度”性或曰一体化表现于社会与个人两个方面：从社会角度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单纯的技术关系，技术在各个生活领域内居于统治地位，取得了政治统治的地位，使得统治者对广大人民的统治合法化了。就个人角度说，个人的主体意识，其对于不合理社会的反抗精神被现实所同化了，个人成为内心生活完全僵化、缺乏反抗精神和创造意识、只是按照技术合理性要求行事的单纯工具。因此，“单向度”性即意味着社会对个人、物质对精神的控制和压抑，意味着人的本质的歪曲和异化。在此意义上，马尔库塞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就是这个等式：技术进步=增长的社会财富(上升的国民生产总值)=扩大的奴役。”[3](P4) 由此可见，技术合理化所造成的结果与法西斯主义的政治专制和暴力恐怖所造成的结果在实际上并无二致，技术合理化的实质就是极权主义，当代工业社会在其由技术支撑的理性外表下掩盖着非理性的本质。借由技术合理性或曰工具理性所实现的社会一体化操纵和控制，表现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文化工业”的产生。 “文化工业”是20世纪40年代由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在由霍克海默创办的《社会研究杂志》终刊号上，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合作发表了《文化工业：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一文，该文后来收在二人于1947年合作出版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该文开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传播媒介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先河。此后，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人就此写下许多相关论著，从而使对文化工业的剖析和批判构成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领域。所谓“文化工业”，从其基本性质上讲，是指文化生产和文化产品的标准化和趋于一律，也指文化传播媒介的技术化和文化产品的商业化，它是借由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形成的文化生产形式。技术在当代文化的生产中与在其他社会生产中一样，都发挥着社会操控的功能。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他们合作的文章中写道：“今天，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本身。它具有自身异化的社会的强制性质。”[4](P113)尽管文化工业生产文化商品的直接目的在于获利的可消费性，因而受到商品生产中资本逻辑的制约，但是掌握资本权力的力量也是掌握政治权力的力量，文化工业的生产活动实质上经由表面上资本逻辑的力量而隐蔽地和预谋的政治操控结合起来，起到了意识形态控制的作用。在这里，经济、政治和文化是一体的，文化工业的生产包括艺术生产在内并不能独善其身，成为一个纯然孤立和独立的场域，实际上是从属于经济和政治的。“在垄断下的所有的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作为艺术。事实上，它们根本不是企业，而转变成了连它有意制造出来的废品，也被认可的意识形态。”[5](P113) 以康德为代表的传统美学，肯定人的主体性，把人的感性表达的多种多样性作为审美活动的基础，但是在当代工业社会，这种主体性被精心计算的文化工业所剥夺，模式化、格式化的文化工业消弭了艺术接受个体的审美差异性和多样性，抑制了它们本应具有的想象性和自发性，约束了个体思维的能动性，也破坏了艺术的反叛性。霍克海默指出，文化工业与艺术的自律性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对投资在每部影片上的可观资本的快速周转的经济要求，阻止着对每件艺术作品内在逻辑的追求——即艺术作品本身的自律需要。今天，叫做流行娱乐的东西，实质上是被文化工业所刺激和操纵以及悄悄腐蚀着的需要。因此，它不能同艺术相处，即使它装作与艺术相处得很好。”[6](P273-274)从这样的文化产品中，人们自然不能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和解放，而只能在娱乐性消费中获得虚假的满足，在虚假的满足中把自己牢牢地捆绑在文化工业所编织起来的意识形态控制之网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