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4799(2013)01-0008-07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建构与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在当今世界各种文艺思潮相互激荡的形势下，在意识形态领域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它也必将成为当今中国文艺批评的主流。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本身的理论研究，直接影响着中国文学批评的现实发展和未来走向。这其中，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问题一直是学界最为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可以说，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日起，文艺理论界就一直通过艰苦的译介与努力的传播学习、宣传、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原理同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突出强调它对中国文情的实践性和针对性，不断实现理论风格的空间转换和理论应用的时间转换；与此同时，还基于对文艺实践的深度追问，对文艺理论的批判性改造，不断践行文艺实践及其理论探讨的历史性反思，不断解放思想，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这一中国数代学人不断寻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内容和形式、实践形态和理论形态、政治过程和文化过程相统一、相完善的铢积寸累、沉潜默识、在曲折中前行的动态历史过程进行总结和反思，对建构当代科学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体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问题的研究现状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六个方面： (一)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发展进程的描述或历史分期研究。如何准确地描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全面敞现中国学人在这一进程中的矻矻努力，并示来者以轨则，这种自觉意识迟至1990年代才开始出现。李衍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一书较早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介绍和传播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重要理论家的探索与发展为线索，评述了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鲁迅、冯雪峰、周扬、胡风等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方面的独特贡献，并全面阐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思想的特质。何志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从经典到当代》(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一书详细论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文学反映论、艺术生产理论和典型理论上的探索成就，并专门用两章篇幅论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审美教育观，突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这两个主要问题上的学术成果。本书在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从经典到当代的发展的时候，把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一个重点，所作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本书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新的发展还关注不够。季水河在其《回顾与前瞻：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及其未来走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一书中将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分为“经典著作译注期(1949-1979)”、“理论体系探讨期(1980-1988)”和“当代形态建构期(1989-2003)”三阶段。这种“三分法”较之以往学界通行的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划分为“依照苏联模式的经典阐释期”和“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建构期”的“两分法”，更为细致、具体、符合实际。朱立元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一书将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程分为启蒙、奠基、十七年、“文革”、新时期五个时段，客观回顾和考察了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初步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对此进程中产生的标志性成果进行了归纳和阐发，系统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失误的教训，并进行了理论的反思。专论方面，庄桂成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过程分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一文认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经历了20年代初至1936年的发生期、1937年至1976年的巩固期和1976年后的发展期；池永文的《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三个阶段》(《长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一文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化过程分为发生期(特点是权威缺席而众语喧哗)、深化期(特点是马列原理开始与中国革命文学实践深层结合)和成熟期(特点是审美批评回归和“主导多元”模式的确立)；郭昭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及精神实质》(《理论界》2010年第3期)一文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大体上经历了强调文学的革命化又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民族文化的准备阶段、提倡文学大众化又很大程度上用阶级分析方法区别了民族文化的形成阶段以及提出文学民族化又很大程度上主要着眼于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成熟阶段。 (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总结。在中国译介、传播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分析、总结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成为学者们十分关注的问题。这其中重要的理论总结有：(1)分析了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某些误区，如有学者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美学历史观点偏重社会功利性接受，发展和完善了其社会政治功能，但同时显示出接受视野和阐释模式的偏狭”[1]，以及“把社会革命实践放在首位”、“完全倾向革命实践，甚至不惜牺牲艺术”[2]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进程中的主要误区；(2)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进程中理论资源的形成，如有学者认为这一进程中主要“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他外来文论(主要是西方文论)以及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三种理论资源”[3]；(3)剖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在中国的历史建构中所形成的话语系统，如有学者认为形成了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美学-历史”批评、“文化诗学”批评为代表的三种话语系统[4]；(4)总结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特征，如有学者认为它在美学上具有明显的革命实践性、伦理意识形态性、整合和谐性特征[5]；(5)分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张力的构成，如有学者认为这一构成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结构张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哲学基础的支撑张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的实践性张力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的包容吸纳张力等[6]。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建设性意见。这一研究比较集中的是1980年代以来。陆梅林和程代熙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丛刊曾多次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为题进行讨论，发表相关论文。新世纪以来，这一方面的研究得到全方位的展开，并取得很大的实绩。不少刊物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组织了严肃与深入的学术讨论，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设想或构想。如《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编辑部于2004年组织了相关的讨论，支克坚、马驰、程金城等学者分别撰文，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普遍问题及其在中国的特殊问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内在关联，以及文学价值体系重建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内在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学习与探索》编辑部则于2008年第1期就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需要关注哪些重大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怎样才能实现新的突破等重大问题专门组织了笔谈。陆贵山、吴元迈、董学文等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内涵、意义，如何建构科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当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态势及存在的问题等展开了深入的讨论。这种拓展还可以从专题会议的召开和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设立中看出。如2007年10月在山东聊城大学召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学术研讨会暨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第24届年会”的主题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在本次会议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内涵界定及意义、如何建构科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国内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态势等重大问题都得到了深入的讨论。基金项目设立方面则有安徽大学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等。从目前来看，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时期以来并特别注意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论题而进行，其研究特点主要有：(1)趋于学理化。如赖大仁主张应在总结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联系当今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实践，将原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批评所依据的认知论哲学与社会学统一的理论基点，调整转换到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哲学与人学相统一的理论基点上来，进而走向文学批评观念的系统整合。这种系统整合的基本框架，可设想为主体论、本体论与价值论的有机统—[7]。(2)着眼于当代文化建设问题。如王元骧认为，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必须着眼于社会实践和文化精神两个层面与中国实际的结合[8]。王振复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是与“非中国化”、“反中国化”同时发生、同时进行、同时完成的，应当重视与研究这一过程中的当下问题[9]。范玉刚认为，当代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路径探析必须突破既有的理论框架和教材格局，根据党的文化创新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来思考、重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地位，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重新焕发与时代相契合的生机与活力[10]。(3)更重视全球化语境对理论探讨的制约作用。如胡亚敏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既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区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它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文化、面向变革的现实的产物，应在全球化语境和世界文论格局中与西方文论、文化开展对话，拓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研究[11]。程镇海在其博士论文《对全球化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若干问题的思考》(复旦大学，2007)中也认为，全球化这一当代文论新语境给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带来重要影响，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对这些文论“新”问题进行阐释和应答，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基本内涵，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根本途径。(4)凸现中国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人学的重要性。如朱立元的《略论人、人性和以人为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人学基础初探》(《东方丛刊》2006年第6期)和畅广元的《扬弃“服务”意识把文学智慧归还于人——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种反思》(《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5期)等文，都充分体现出这种鲜明的理论意识。(5)注重从理论层面深入阐发“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如陆贵山认为，“民族化”、“科学化”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构的基本途径[12]。董学文则认为应在实践中铸就中国当代文论的风格，所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化、时代化、民族化与创新化[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