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4-0158-007 马克思、恩格斯与拉萨尔关于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的通信，是后人讨论马克思主义悲剧观的基础。本文所要讨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些通信中所表现出来的与拉萨尔的观念对立，一定程度上源于对待德国浪漫主义态度的分歧。他们关于悲剧观念的论战，其实也是一场关于浪漫主义法统价值的论战。我们如果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就能够对马克思悲剧观念在其历史语境中的深刻性有更深的理解，当然，也就有必要对这种悲剧观念作为一般美学尺度的历史限度进行反思。 一、青年马克思与浪漫派 马克思、恩格斯早年都曾受到过浪漫派很深的影响①。 按照某些学者的见解，青年马克思在其成长过程中经历过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阶段”，他们认为，马克思的精神成长过程有着浪漫主义精神的深刻烙印。②在充分考虑到马克思个人创造性才能的前提下，我们认为，这类说法是不无道理的，以下几个方面突出地表现了马克思精神世界中的浪漫派烙印。 首先，浪漫派的宗教批判观念及方法曾对马克思产生深刻影响。 这一点在马克思和基督教信仰的关系上尤其明显。当他决定别离曾经的信仰，成为一个理性的无神论者时，弗·施莱格尔的反讽辩证法给了他重要的启发。他肯定浪漫派的反讽作为哲学思辨的抽象形式具有普遍的价值意义：“总而言之，凡坚持内在论而反对经验个人的哲学家都会使用讥讽。”[1] 随着对黑格尔辩证法更为深入的学习，马克思不久即超越了对浪漫派及浪漫派反讽简单肯定的阶段。最迟至1842年间，马克思已明确表达了他对浪漫主义的批判意识——或者说，克服了自我思想意识中的浪漫主义根基。尽管如此，浪漫派主要的思想工作之一——即对宗教问题的关注与批判，仍牵动着他的心灵，他不时地尝试着回到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中去。③ 在扬弃黑格尔唯心论的基础上，也是在扬弃浪漫派的宗教观念的基础上，大约在1843年间，马克思终于明确了自己思想追求的目标和独特的思想批判方式。因是之故，《〈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开头第一句话便是：“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2]尽管这句话主要是针对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来说的，但如果我们了解青年黑格尔派思想活动与浪漫派宗教观的深刻渊源关系，我们当然也就能够说：对浪漫派宗教观的批判，是马克思思想工作的必要前提；马克思自身对这一点也有着清楚的认识。 第二，马克思对国家问题的认识一开始就明确地有别于浪漫主义的国家观念。 在马克思的国家建设理想中，世俗、教权的分离是一个基本原则；而世俗力量，则应掌握在一般市民阶级而不是贵族阶级的手中。浪漫主义盛行一时的有机国家观念、唯美主义的国家观念等等，从来没有在马克思的心版上留下过有分量的痕迹——马克思似乎一开始坚持超越民族国家的立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近代德意志国家的统一问题对马克思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小问题)，坚持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普遍主义立场。他在《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中严厉地批判了历史法学派，认为他们的法学理论，实质上就是为容克封建贵族张目而反对法国革命的精神，就是为了证明：“人们也能抛弃自由的最后束缚，即抛弃那强使人们成为合乎理性的存在物的束缚。”[3] 第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理论和历史观与浪漫派的经济学学说也有学理上的关系。 浪漫派较早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残酷剥削的现实及其造成的工人阶级生活的绝对贫困化。马克思首肯浪漫派这种人道主义的批判立场。但归根结底，马克思认为浪漫主义的批判是无效的，他们试图在历史上开倒车的做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均无可行性。④他辛辣地指出，浪漫主义者理想的中世纪，绝不那么符合理想——那些贵族、土地所有者对人民的剥削也绝不亚于资本家。如果说有所差别，那也是因为这些贵族老爷们还没有掌握这么有效的、刻薄的剥削方法。⑤ 第四，马克思对浪漫派唯美的文风不抱好感，有时甚至带有一种厌恶的情绪。这种情绪突出地体现在对夏多布里昂的态度上。⑥马克思对夏多布里昂的这种发自肺腑的轻蔑，也许是基于对夏氏政治立场的反感：在1854年10月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主要便是在嘲弄夏氏空洞虚伪的贵族派头、陈腐落后的骑士作风、死不改悔的保王党立场、背信弃义的政客手段以及夸夸其谈的庸人见识等等。 第五，浪漫派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文化研究成果。马克思对此有着清醒的批判继承意识。他对雅各布·格林在比较语言学上取得的成就尤为推崇。但对格林等人在德国历史、神话学等方面的研究——这些对一般人来说更有影响力的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却很少予以嘉许。更多的时候，马克思对浪漫派的历史、文化研究工作背后所包含的价值立场提出了批评。在与恩格斯的某次通信中他谈到：“法国革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启蒙运动的第一个反作用，自然是把一切都看作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的，甚至像格林这样的人也不能摆脱这种看法。”[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