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至少在20世纪，文学形式始终是激辩的焦点。然而，旷日持久的争论并未带来期待的共识。相反，过量的阐述几乎造成了理论的瘫痪。韦勒克的叹息恐怕是许多人的同感：“如果有谁想从当代的批评家和美学家那里收集上百个有关‘形式’（form）和‘结构’（structure）的定义，指出它们是如何从根本上互相矛盾，因此最好还是将这两个术语弃置不用，这并不是难事。我们很想在绝望中将手一抛，宣布这又是一个巴比伦语言混乱的实例。这种混乱，正是我们文明的一个特征。”① 尽管如此，没有多少人真正临阵退缩。人们清晰地意识到，纷乱繁杂的观点汇聚毋宁是另一个证明：文学形式是一个无法放弃的问题。文学形式涉及的理论头绪如此之多，以至于成为许多命题绕不开的要津。例如，即使抱怨再三，韦勒克还是愿意冒险表明，他对于文艺复兴时期以及新古典主义者秉持的形式、内容二元论感到不满：“我们不可能将形式与结构同价值、规范和功能等概念分开。”②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自从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出现之后，争论的主题以及双方阵营逐渐明朗。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不仅擅长分析文学形式的各种功能，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将文学形式确认为“文学性”的标志。现今，许多人对于雅各布森的著名论断耳熟能详：文学之为文学的性质即“文学性”。在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心目中，只有文学形式当之无愧地享有如此美誉。思想、道德、人物性格或者社会状况，这一切均可能遭受哲学、伦理学、心理学或者社会学的瓜分，文学形式才是独一无二的文学财富。文学形式如此特殊，文学赢得了自主的存在——各种粗俗的政治动员令或者隐蔽的意识形态骗术由于文学形式的严格盘查而遭受剔除。按照艾布拉姆斯的概括，俄国形式主义学派“把文学首先视为一种语言的特殊模式，……文学语言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其功能并非通过外界参照物传递信息，而是以自身‘形式’上的特征吸引注意力，即语言符号自身的品质和内部关系等特征，给读者提供一种特殊的体验模式”③。总之，文学形式的后援是语言而没有必要在乎城堡上飘扬什么旗帜。 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麾下聚集了一大批文学批评家和语言学家，他们络绎不绝地提供的论文汇成了某种尖锐的理论总结。尽管相似的主张曾经零零星星地浮现，例如法国的“为艺术而艺术”，然而，大规模的理论表述终于醒目地将文学形式推到了聚光灯下。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策动的理论挑战很快遭到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的有力反击。通常，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遵从黑格尔关于内容与形式相互转化的辩证观念：“内容非他，即形式之转化为内容；形式非他，即内容之转化为形式。”④ 当然，二者之间的相互转化存在主从关系，内容决定形式。在许多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成员看来，内容即是社会生活，或者是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潮流”。无论是戏剧还是小说，是巧妙的象征还是悦耳的押韵，总之，形式必须听从社会历史的调遣。换言之，文学形式不存在自身的目的，再现社会历史即是文学形式的使命。如果仅仅将“文学性”解释为各种玩弄形式的伎俩，那么，作家只能沉溺于雕虫小技。他们再也无法仰望星空，追随历史的宏大叙事。这无疑是莫大的悲哀。这种文学不可能找到理想的结局——抛弃历史的文学只能被历史所抛弃。 相当多的论述之中，以上的观念冲突时常追溯到阶级的文化性格。形式主义显示的是资产阶级的琐碎、无聊、游手好闲以及颓废主义的心情；相反，摆正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表明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品格——无产阶级是未来历史的主人，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崇高目标是他们选择现实主义的必然理由。尽管这种论述有效地衔接了文学形式的政治家谱，但是，这并非问题的全部。文学形式在主体、语言、世界所形成的认识领域或者知识空间承担了什么，“阶级”这个范畴仅仅提供有限的解释。米歇尔·福柯的《词与物》发现，不同的历史时期，一些潜在的“认识型”普遍地卷入“词”与“物”的复杂关系；换句话说，各种“认识型”不可避免地主宰了人们对于文学形式的期待。 显而易见，“相似性”是各种现实主义对于文学形式的首要考虑——福柯曾经用这个术语命名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文化知识的追求⑤。不论是惟妙惟肖的肖像描绘还是一个历史情景的重现，不论是一个动词的“推敲”还是情节结局的设置，文学形式始终根据“相似性”的原则再现事物。“相似性”不仅是外表的类似，同时是内在的合理——任何一部成功的现实主义小说均不至于在如此两方面遭到不满的挑剔。这时，文学形式几乎是透明的。人们当然明白，印在纸张上的文字符号无法在体积、重量或者物理空间上等同于一座桥梁、一个人物或者一场会议，“身临其境”之感是“相似性”的效果。然而，许多时候，强大的“相似性”仿佛融化了文字符号，仅仅留下事物本身。人们时常听到的一个命题是，最高的技巧即是无技巧。不露痕迹的技巧隐去自身，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对象。所以，吉尔·德勒兹在谈论艺术符号时指出，符号与世界“两个完全差异的客体相互接近，……构成本质的那种最根本的性质因而就作为两种相互差异的客体所拥有的共同性质而被表现”⑥。相反，如果文学形式仅仅是一副僵死的语言躯壳，没有内在的精神流动。没有激动人心的社会历史，这种文学形式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种有力的质问差不多无法抵挡——如果没有考虑到语言内部复杂裂变的话。的确，人们仍然可以维持这种想象：命名世界的同时造就了语言。持续地记录这个世界，表述这个世界，语言的发展史始终寄存于认识的历史。但是，语言自身的严密组织表明，这是一个自我繁殖的奇特体系。词汇、语法、修辞、话语类型……有限的语言单位和固定规则可以变幻出无尽的句子。一个房间的物理空间可以穷尽，然而，描述这个房间的话语可以无限地增殖；一种话语对于另一种话语的评论，即语言之间的彼此催生，可以源源不断地积累。这时，一个有趣的事实终于浮现：命名世界之余，语言脱离了世界而开始了繁忙的自我生产。福柯曾经简赅地形容语言的这种性质：“词独自漫游，却没有内容，没有相似性可以填满它们的空白；词不再是物的标记；而是沉睡在布满灰尘的书本中。”“……符号不再是世界的形式；符号不再因牢固的和秘密的相似性或亲合性纽带而与自己所指称的东西联系起来。”⑦ 语言不再依赖世界而存在，词与物脱钩了，人们意识到了语言的独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