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千年以来，在文学理论界一直流传着一个令人沉思的声音：文学将要终结，文学理论也已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即将退出历史舞台。这是真的吗？早在19世纪二十年代，黑格尔在一次曾经被后人誉为“西方历史上关于艺术之本质的最全面的沉思”① 的美学演讲中提出一个令时人震惊的观点：艺术已经走向终结。但仔细分析黑格尔的演讲我们发现，他并没有给艺术宣判死刑，他说：‘艺术在越出自己的界线之中，同时也显出人回到他自己，深入到他自己的心胸，从而摆脱了某一种现实内容和掌握方式的范围的严格限制，使人成为它的新神”②，这就是说，在黑格尔看来，艺术逻辑地终结了，因为从艺术在人类文化中所承担的功能来看，艺术被其他文化形式取代了；但艺术只不过换了一种存在方式，艺术本身并未消亡，它还历史地存在着。那么，新时代文学理论“终结论”的支撑，理由又是什么呢？目前理论界主要有以下三种理解： 第一种观点，认为文学活动这一文学理论的奠基石已在动摇。按照文艺界的共识，文学活动的基本要素是世界、艺术家、作品与接受者，持“文学终结”论者认为，由于经济文化的一体化趋向愈来愈明显，商品艺术化、艺术商品化，打破了传统的艺术观念，模糊了艺术与非艺术的界线。“自此，文化生产领域发生了变革，传统形式让位于各种综合的实验，摄影、电影和电视开始渗透和移入视觉艺术作品（和其他艺术形式），正产生出各种各样的高技术的混合物，包括从器具到电脑艺术。”③ 意即四要素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即“作品”已在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改变。此言的确有道理。上个世纪末，兴起了物品艺术及其他类似的艺术，其先驱是20世纪初轰动一时的马塞尔·杜尚的作品。1917年杜尚将一个磁制的三角形小便器签上名，送到纽约艺术博物馆，名之曰“喷泉”。一位美国人更是大胆地制造“捆绑结”艺术品，将一些看起来没有联系的事物捆绑在一起，然后自信地称之为艺术品。解构主义的大师德里达明确宣布：“我们不能说一部作品属于某一范畴或门类，根本不存在什么文学本质或者可以严格鉴定的文学领域；或者说，的确，文学这一名谓大概注定是不适当的，因为没有标准，没有让人确信的概念或依据。”④ 而由于媒介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当今电视机、电视摄像机、电脑、DVD放像机、复印机、数码电传机、立体音响设备、电话手机等广泛地流行使用，“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的梦想似乎已近实现。如此一来，精英与大众、高雅与通俗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模糊，一个被称为“视觉文化的国际化”的潮流宛如不可遏止的江水一般铺天盖地而来。不仅如此，更为现代的是，创作的主体也可以不再是人。1993年，一位名叫斯考特·弗伦奇的电脑程序员设计了一个可以写作的电脑程序和软件，人与电脑共同合作的第一部小说《只有这一次》于该年年底正式出版，并被《今日美国》称赞为一部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品”，甚至比一般由人写的作品还要好。一些人更是鼓吹：以后的作品完全可以由电脑来完成。2001年，网络互动型文学作品大量出现，传统的读者阅读方式被彻底打破，读者甚至也成为了创作的主体，只需按下键盘，电脑就可“自动地写出”作品。所以有人怀疑性地探问：未来的印刷文学作品还会存在吗？ 近几年中国的“文学终结”论以《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发表的一篇名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还会存在吗？》为滥觞，之后，有支持者便重复着同样的话语：文学已走向了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等地，所以文艺学要“苟延残喘”的话，就去研究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吧！恰如童庆炳先生恰切的归结：他们认为“现在的社会已经处于高科技时代，在文化领域图像的霸权已经势不可挡，视觉图像统治一切、覆盖一切、吸引一切，那里还会有文学这种非图像的文字的立足之地呢？”⑤ 支持“终结论”者甚至嘲讽童庆炳先生的观点与米勒不在一个层次上，看来，文学终结论者信心满怀。 第二种观点，认为文学理论自身的陈旧性明显或文学理论的普遍性不再存在。有人认为，面对着文学创作的实践，面对着当代五花八门的新理论术语，还有面对着更为咄咄逼人的各色媒体，文艺学已是六神无主，无所适从，无人理睬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今的文艺学体系依然来自前苏联，认为诸如文艺的本质、文艺与政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文艺的民族性及历史发展规律等命题已变得了无新意，不能解释新时代的许多文学现象，也不能吸引年青一代的视线。 美国的学者卡勒提出一个看法：“理论是一种思维与写作躯体，其限制难以界定。”⑥ 文学涉及人类学、艺术史、电影研究、性别研究、语言学、哲学、政治理论、心理学、科学研究、社会学等许多门类。文学理论真的给人的印象就是：没有边界。而没有边界，又如何成为一门学科？又如何寻找自己独特的立足之地？如何具有存在的必要？ 第三，认为文化研究的出现使文学研究成为一种形同虚设的可有可无之物。贝尔曾对美国过去二十年来的学界状况作过切中肯綮的归纳：“伴随着理论鼎盛的消退以及随后留下的怀疑主义，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以各种美国形式的面目出现的分析汇总起来统称为文化研究，排炮一般地向文学典律轰去。”⑦ 我理解，这里的典律应当就是陈晓明、李春青等学者文中所指的成体系的“元理论”。 当年，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勇敢地进行着几乎是“一个人的战斗”的文坛巨匠布鲁姆在最短的时间内推出了一部578页的《西方的典律》，然而不久，在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面前，他却无奈地承认：“我们已经战败……文学研究已经被一种叫做文化批评的令人惊叹的垃圾所替代了！”连热衷于文学研究的人都感受到了文学研究（包括广义与狭义）窘境，支持文学研究的终结论者又如何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