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文坛，旗帜林立，口号叠出，而文学创作的实际状况又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那么，透过这种热闹的表象，变幻多端的背后，其本质究竟又是什么？评论界、创作界对此都给予了关注。这里我们刊发了10位评论家的短文，在继承传统与创新意识，艺术规律与市场经济，怎样看待人文精神等诸多问题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评论家和作家参加讨论，共同探索，以期促进文学的发展，使我们的文学真正拥有她在这个伟大变革时代应该拥有的繁荣。这也是我们开设这个栏目的初衷。 编者 一 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内在空虚的文化时代。 价值空虚，道德空虚，信仰空虚，审美空虚……而最大的空虚是：时代甚至不能意识到自身的空虚。不是有那么多标“新”立“后”的旗帜在迎风高高飘扬吗？不是有那么多“主义”的大刀长矛在演武场上此来彼往吗？批评家今天登高一呼，聚啸山林，明天搬起石头，照着自己和别人的腿乱砸一气，真是热闹非凡，有声有色，城头变幻的，尽是猎猎王旗。 于是有人兴高采烈地欢呼：一个文化多元、众声喧哗的时代来了。 来了，我也好象真的看到它的一列姗姗迟来的救济车，终于在众目翘盼中缓缓进站。 只可惜，车是空的：它并没有带来批评家所期望中的面包和酒。 然而，没有人感觉到时代列车的空虚，人们仍然在挖空心机，为它排练各种名目，各种仪式，给它贴满标语，披满鲜花。 没有人感觉到这丰富多彩节目后面的空虚，让人眼花缭乱的“有”，掩盖了它背后无所不在的“无”。 这就是空虚时代的文化辩证法：它总是以种种虚假的“在场”，来遮蔽终极本质的缺席；它害怕自身的“残缺”被人发觉，从而使自己土崩瓦解；它无力、也不敢承受自身巨大的空虚，正视自身的无根性。结果，荒凉与繁华互生，贫困与富裕并存、寂寞与热闹共在。匮乏巧妙地消失不见。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新儒学”、“后现代”、“新理性”、“新保守主义”、“后乌托邦”、“新状态”……它们交错变换，轮番上阵，走马观花，构成了我们时代奇诡美丽缥缈无形的风景。 在这些昙花一现、此起彼伏的“出场”中，我们是否真正拥有了当下，也拥有了未来？我们捕捞到了什么，又无可挽救地失落了什么？它们给我们提供了什么，又遮蔽了什么？ 无人作此诘问，人人等着竖起表明自身存在的大旗，雄心勃勃地想以自己的理论长矛，招集起一支冲锋陷阵的队伍，一统天下。 当然，也有以空虚为戏的人，然而，在空虚的自我游戏中，“空虚”不仅被遗忘得更深，一次次被廉价地消费掉，而且它还被解构，碎片被扔进垃圾桶里。 二 那么，在此一个空虚的时代，真正的批评家何为？ 在我看来，他的身份乃是一种无可选择的命定：他既不是讲坛教师，也不是精神导师；他不再可能象以前那样，行进在时间的行列，为时代导向，也不再可能充当先知的角色，将救赎的福音向芸芸众生宣布。相反，他现在只不过是个工匠，修残补缺；他有意地落在时代行列的后面，与一些被此行列所抛弃的辎重为伍；他瞪大搜索的眼睛，时而忽然大声告诉队伍他们遗落的珍贵物品，如果这呼声得不到回应，他就默默地一路捡拾，让自己成为这些珍贵物品的守护人；他还是个不合时宜、与潮流格格不入的人，时代嬉笑时，他默默思考；时代狂欢时，他冷眼旁观；时代高声喧哗、谈笑晏晏时，他独自呓语。他俨若这个时代的一个黑梦，顽强地坚守着灿烂阳光下的漫漫长夜；又好象是万花丛中的一根长矛，刺破繁华的表象，照示出殷实背后的空虚。时代行列的滚滚红尘，制造了坚定有力、方向明确、队伍庞大的行进表象，他却以自身的落伍，或以侧身行列之外的姿态，宣告这种表象的虚幻实质。 罗蒂在谈到他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三个哲学家（杜威、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时说，这三个哲学家的后期工作是“治疗性”而非“建设性”的，是“启发性”的而非“系统性”的，目的是使读者对自己进行哲学思考的动机提出质疑（转引自理查德·丁·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光明日报出版社）。对我们这个时代而言，同样，最重要的工作还远不是建设性、系统性的，而是治疗性、启发性的，甚至，连治疗性的工作都尚未到时候，真正的批评家目前能做应做的，可能还只是这样一种更为基本性的工作：诊断。 诊断意味着首先体认出时代的残缺，戳破它生机勃勃的健康表象，不为它的富裕殷实所惑，而是毫不妥协地深入时代内部，发挖出那为它所竭力掩藏的自身巨大空虚来。空虚并不完全等同于虚无。在一具处处充满“在场”的喧嚣时代，真正的文化虚无乃是一种痛苦，一种怀疑，一种大拒绝，一种无处逃亡的自我放逐，它仍不失为一种文化反抗。坚守虚无需要坚强的勇气和毅力，而空虚则是无所坚守，无所定形，随波逐流，随风逐影，它吞噬一切，拒斥一切。有时，它为无意识所迫，急于填补自身的空虚，于是便不遗余力，将随手能抓到的任何东西随意组合，改头换面，制造出自己殷实存在的假象。它为此假象所迷，沾沾自喜，乐不思蜀。在这个文化作坊空前发达的时代，它永远不愁缺少制作热闹繁荣表象的原料，于是也就永远不愁有一天自己将不得不面对自身的空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