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文坛，旗帜林立，口号叠出，而文学创作的实际状况又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那么，透过这种热闹的表象，变幻多端的背后，其本质究竟又是什么？评论界、创作界对此都给予了关注。这里我们刊发了10位评论家的短文，在继承传统与创新意识，艺术规律与市场经济，怎样看待人文精神等诸多问题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评论家和作家参加讨论，共同探索，以期促进文学的发展，使我们的文学真正拥有她在这个伟大变革时代应该拥有的繁荣。这也是我们开设这个栏目的初衷。 编者 近来总是在转知识分子问题，落点倒不在“知识”而在“分子”，这已有文章说过，不再另表。简言之，“分子”意味着一种“反对”立场，反对什么？主流社会。知识分子在绝对意义上应当是主流社会的对立物。反过来，它如不是对其行使批判的天职，而是介入其中，或仅是埋首书斋、潜心学问，这样的人，在我的理解中就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识者。举例说，如果我邵建还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话，那么，在此地我只能坚持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乃至体制批判，这是一种注定的选择，我无处逃循。反过来，我如果是在台湾，那么我的批判对象立即就变成了李登辉，换言之，在美国，我批判克林顿，转入俄国，我又批判叶利钦。只要是主流社会，它天然就是知识分子的批判对立面。 对知识分子的这种理解不免苛刻，但来之有据。应该说，法国知识分子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近年以来，从启蒙学者开始，一茬茬优秀的知识分子总是自觉地站在当时主流社会的对立面进行战斗，这已形成了一种光荣的传统。如“卡拉事件”中的伏尔泰、“德雷福斯案”里的左拉、“五月风暴”时的萨特等，他们无不以其蹈厉风发的反对姿态在历史长廊里留下自己高大的背影。相形之下，德国古典知识分子就无法令人满意。无论康德、费希特、谢林，还是黑格尔，或者歌德，他们不但缺乏法国知识分子那种批判精神，反而倒过来主动与主流社会沟通、合谋，并助其辩护。所以恩格斯在公正的比较后发言：与法国人同一切官方科学、同教念、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相反，德国人是一些教授，是一些由国家任命的青年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这状况查到费尔巴哈方才发生变化，他是被主流社会排挤到乡村，也可以说为了不同主流社会合流，他自己甘居乡村。而马克思的出现则彻底扭转了德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状况，各国政府，无论是专制政府还是共和政府，都害怕他，敌视他，驱逐他，他一生共被各国政府驱逐四次。在我看来，这正是马克思一生中最大的光荣。法德知识分子是一种对比，同样，中国和前苏联的知识分子也是也是一种对比，由于篇幅这里不作展开，但在概括和意义上，我以为前苏联知识分子是“苦难的象征”，而中国知识分子则是“御用和典型”。 “御用”，一个多公可怕的字眼，问题在于，知识分子自甘被御用。“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秘诀。自己把自己给卖了，岂止是艺，还有贞操，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一被御用，即成三帮，曾国藩是一种类型，为杨贵妃献上“云想衣裳花想容”的李白又是一种类型。当然以我的定义，上述二位都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识者，李白为个人不平而向朝廷发发肚皮里牢骚是算不得知识分子的。只是为什么华夏中土盛产知识者而异邦彼国如法兰西却多出知识分子，这倒是令人深思。 就法兰西而言，当代知识分子萨特无疑是它的一份光荣。萨特比他的前辈做得更漂亮，漂亮得连诺贝尔奖都放弃了，理由是拒绝来自任何官方的荣誉，这种立场意识何等的强烈！当时欧洲分为两大意识形态，萨特的态度是不让自己打上任何一方的烙印，拒绝领奖也就因为了奖本身体现了两方世界的一种意识形态。当然，萨特早期是有左倾倾向，但他一旦目睹强权政治的危害，马上反戈一击。最动人的一幕则是苏联侵占捷克后，他公然在苏军的坦克下上演自己的剧本，以示一个知识分子的抗议。伟大的萨特同时拒绝了两个主流社会。他是两间余一卒，荷戟不彷徨。还有，侨居法兰西的原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也是一个有着萨特风格的知识分子，他的难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萨特。他原先在国内坚决地反对红色政权，无法存身，方出逃法国，是西方世界收留了他，可贵在于他并没有感激涕零，相反，在他一些有关巴黎的文本中，我们照样看到了他对西方社会犀利的分析与批判，其尖锐、其深度，并不亚于他对东方社会的批判。也就是说，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昆德拉都坚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 现在的问题是，象萨特、昆德拉这样，不但拒绝介入主流社会，而且始终不懈地立足反派立场，同时进行毫不容情的社会批判，这种做法，合理性何在？如果找不到一种合理性，反对立场只是为反对而反对，这样的反对不但免不了“做秀”，甚至是别有用心了。因此，这里的合理性当是立场所以成为立场的前提。 知识分子，不言而喻，这里指的是人文知识分子，它的社会分工就是人类的精神事务，精神的天性就是超越与批判，它不断地超越现实批判现实，因而与作为现实代表的主流社会发生龃龉与冲突，由此形成它们之间在立场上的必然对立。马克思曾描述过一个统治社会内部的分化情况，一方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另一方则是该阶段在实践中的积极成员，它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它们却常常分裂，甚至发展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敌视。原因就在于它们之间存在着思想与现实的差别。这种状况结果不仅是针对一个社会中的统治阶级而是针对整个社会，那么，这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在许多西方知识分子看来，权力固然为社会之所需，但它必然会对社会产生负效应，它的存在本身即一种潜在的危害，甚至我们认为最理想的民主制座，在他们看来也仅是最不坏的制度。因此为了防止权力对社会的侵害，就必须有一支力量作为权力的对立面，它的存在即监督权力、批判权力，这支力量无疑就是知识分子。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它自觉地坚持了对权力来说的反对派的立场。这时它所扮演的就是这个社会的思想家的形象，而拥有权力的主流阶层则是这个社会在实践中的积极成员。当然后者的存在对这个社会来说也有其自身的合法性，否则人类将面临一个无权力无政府的失控社会。但主流社会在握有这个社会的支配权时，知识分子也就相应地握有对其批判的反对权，这是一个社会关于权力的合理分配。如果只有主流社会的支配权而没有知识分子的批判权。那么这就是一个专制社会；反之，则是一个无序社会。因此，知识分子坚持反对立场的合理性要在它是对整个社会尽一种道义上的职责，这也是它作“社会良知”的义不容辞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