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文坛，旗帜林立，口号叠出，而文学创作的实际状况又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那么，透过这种热闹的表象，变幻多端的背后，其本质究竟又是什么？评论界、创作界对此都给予了关注。这里我们刊发了10位评论家的短文，在继承传统与创新意识，艺术规律与市场经济，怎样看待人文精神等诸多问题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评论家和作家参加讨论，共同探索，以期促进文学的发展，使我们的文学真正拥有她在这个伟大变革时代应该拥有的繁荣。这也是我们开设这个栏目的初衷。 编者 “新状态”作为对9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某些特点的尝试性的概括，自1994年由《钟山》和《文艺争鸣》两个文学刊物提出以来，在文学界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一些被称为“新状态”的年轻作家，象韩东、鲁羊、朱文、何顿、陈染、林白、徐坤、张旻、张梅、述平、邱华栋等人也以优异的创作实绩丰富了“新状态”的内涵。一些评论家和文学研究者对这个话题展开了讨论，在全国高校文艺理论界享有极高声誉的《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也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虽然褒贬不一，一些人对当下文学创作的情况也不太熟悉，可仍是从学理、学术的立场出发，对“新状态”这一现象做了心平气和的探讨。然而，也出现了一些不如人意之处，特别是几日读了一篇《你是流氓，谁怕你》（载《新民晚报》96年5月6日，离著名的“5.16”只差10日，以下简称《流氓》）的短文之后，作为“新状态”的倡导者之一和“新状态小说文库”（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编者，我觉得有必要对“新状态”有关问题作些说明。 一、“新状态文学”不是流氓文学，《流氓》一文非常轻率地将一个作家的小说定性为流氓文学（何谓流氓文学，希望论者著文阐释清楚），并继而将整个新状态文学说成是对流氓文学的包装，这实际是鲁迅先生说的“捧杀”招式，是对整个90年代文学新人的一次“南京大屠杀”。一个作家的某篇作品可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和缺陷，完全可以采取尖锐的批评和批判，但须依照文学的规律进行，切不可用诽谤的私刑和恶语的硫酸来对待作家本人，更不能把新状态青年作家群置于同样境地，并由此辱骂评论界和出版社。这一行径无疑是东京地铁“沙林事件”在中国文学界的一次重演，如不进行消毒，它的祸害在以后将会越来越大，受害的将不会一两个作家。 二、“新状态文学”不是商业文学，《流氓》一文将出版“新状态小说文库”说成是“我爱美元”纯粹的商业行为，将文学评论界对新一代跨世界作家的学术研究的理论行为丑化成“包装”，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极不负责任的诬陷。“新状态小说文库”出版的宗旨扶持文学新人，同时也为研究新的文学动态提供资料，应是正常的出版行为。而文学评论者对新的作家群和新的文学思潮进行概括和研究目的是推动文学创作的正常发展，怎么与歌星、歌星的包装手段可以同日而语，如果因为这些研究性评论性的文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提高了这些作家的知名度，那么《流氓》一文不也是从另一个方面对“流氓文学”进行了高质量的包装吗？ 三、“新状态文学”不是政治文学，《流氓》用“侵犯整个社会的利益，毒化了社会风气和人的心灵”的罪名来定作家的罪，用的显然已不仅是私设的家用的道德法庭的家法了，而是政治法庭的判词。这种将文学评判等同于政治评判实在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可能是“利用小说反党”的思路难改，也可能是姚文元的文风太香甜可口了。这手段既不高明，也算不上首创，1995年在“新状态文学”热烈讨论的氛围中，就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声音，北京一家刊物载文把“新状态文学”作为文艺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第九面旗帜”（前八面是“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等），这就超出了文学讨论和学术研究的范围，把“新状态”这种纯粹的文学话语甚至带有浓厚个人色彩的话语“提升”为关系到大是大非政治话语，这样的“恭维”实是作家、评论家和编辑（这篇文章还同时把“新体验”、“新市民”、“新都市”等一锅煮）所不能接受的，也是无力抵抗的。因为这些为文学繁荣尽心竭力的人，不是女扮男装或男扮女装的政客，玩不了政治话语，更玩不转政治。望笔下留情，刀下留人，棍下留条活路。 本人作出这样的说明，并不是意味“新状态”是通体透明的真理和思想，而是呼吁保护已经初步形成的适宜各种风格流派和正常生长和发展的文学环境，不要让少数文学流氓、文学暴徒来破坏、毁灭这样的文化生态。正象周介人先生说的那样，“新市民”、“新状态”等新的文学尝试是“寻找新的生长点”，作为90年代文学一个新的生长点，正在生长和发展的“新状态”肯定是不成熟的，甚至可以说幼稚的，但不能因为孩子是幼稚的就不能出生，更不能因为你不喜欢就可以溺婴，不论你以怎样伟大的名义，崇高的名义，哪怕是真主的名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