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风 北戴河对话几乎涉及了90年代文化界的所有热点问题,虽是对话,但在某种意义上带有总结的意味,至少是比较集中地表述了对话者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参预对话的人有些是我素来尊敬的前辈如邵燕祥、何西来先生,也有的是朋友如白烨先生。他们的对话我没有都看到,只读到了3篇,他们的有些意见是很好的,如关于知识分子压力集团的看法等,但从整体上看,这次对话的基本意见是过去王蒙先生的,也就是说,对话虽然涉及的话题很广,但评价基本用的是王蒙的立场,或者说与王蒙意见非常接近的刘心武的立场。 发生在90年代前期的人文精神争论中,王蒙是有代表性的一方,他的意见大体代表了80年代中国作家中的改革派,这批人以1957年的右派为主,曾经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者,也是在固有单位中获得重要位置的人。80年代末,他们纷纷离开了曾经占据的位置,由官场而民间,与主流意识形态疏远了,但并未完全隔绝,他们中的许多人视王蒙为领袖,以他的言论为进退的基本选择,不是所有的人都如此,但许多人是这样的。由官场而民间是一个重要的经历,忽视了这个经历,单就每个人的言论做出评价,显然是肤浅的。在当年王蒙他们活跃的时候,青年人是站在他们一边的,是以能和他们为伍感到自豪的。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的“稀粥大战”为止。据我所知在王蒙陷入“稀粥大战”时,后来与王蒙产生分歧的作家、评论家都是同情支持王蒙的,可惜当时的表达空间有局限,大家只能私下议论而已。但王蒙在人文精神争论时,很快忘记了自己的这一经历,对当年在道义上支持过他的年轻人(他们对这种支持至今不悔)冷嘲热讽,显得很不仗义。现在回想起来,年轻人还是幼稚,如果我们能早一点联系王蒙青年时的经历及他在80年代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以前的许多言论来观察他,就会明白他本来就不是愿意自觉选择民间立场的人,他后来的民间立场是被迫的,由不得他,实际上他也只是有一点民间色彩,而不是彻底的民间化,这使曾经对王蒙存有幻想的年轻人失望了,或者说绝望了。在人文精神论战中,年轻人之所以对王蒙表示了那么强烈的反感,根本原因是他始终没有明白年轻人,或者说发起人文精神论战的那些知识分子要的是什么东西,而这在许多人看来是用不着多说的,因为有许多话一说就那个了。 北戴河对话对王蒙、刘心武的言论大体是持肯定态度的,对王朔也是欣赏的,而对张承志则持有异议。这种价值取向,我以为又犯了常识性的错误,简单说,就是你到底要什么。 王朔的作品,在批评他的人看来也并非一无是处,但他对自己所要的东西有很低的标准,这个标准只是一个简单的生存标准,对那些有理想的人来说,这个标准已不是判断社会进步的尺度,在许多人看来,王朔拍摄《红樱桃》的背景是他们在道义上无法接受的,不管后来电影拍得如何。他们要求的不是生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有吃有喝,而是整个精神的自由,而这个要求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是需要一点气节的,就是说,有些事情,给再多的钱也是不能做的,而王朔从始到终与人们对他的判断是一致的,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许多虚伪的东西,但他从不敢嘲笑专制,不敢抗议极权,因为只是在弱者身上捅刀子(当然也该捅),但回避了最该捅的,在品格上就等而下之了。王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王朔,而忽视了更多人的精神自由。 年轻人对张承志也不是没有看法的,我曾经很留意过他早年的经历,也读过他在清华附中的同学仲维光对他的分析批评的文章。但我个人的评价是一回事,大多数人对他的评价又是一回事。我理解,多数人看重的是他身上的反叛精神,这很可贵,我们不能一听反叛精神就往红卫兵身上想,就往奥姆真理教和原教旨主义那里想,这就把真问题搅混了,今天的知识分子身上最缺的不就是彻底的反叛精神和独立人格吗?我们要反叛什么?我们要继承什么还需要再解释吗?我们的反叛是思想上的,而不是其它,倾心于顾准的不是别的,就是我们还没有忘记我们要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都了解我们的生存环境,大家本来得到的东西就不多,但王蒙、刘心武等人却常常以自己的处境去判断问题,甚至评价社会进步,他们不止一次说过自己感到今天已无什么限制,自己尝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这可能是真实的感受,也可能是事实,但这是井底之蛙的观察,我们要的不是井那么大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