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时期 一、抗战与民主：现代小说批评的新尺度 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民族战争和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引起不少作家文学观念的变化。抗战爆发以后，文学家们以巨大热情投入抗击侵略者的洪流，并自觉地将自己的写作调整到为抗战服务的轨道。茅盾说，“目前我们的文艺工作万般趋向于一个总目的，就是加强人民大众对于抗战意义之认识。对于最后胜利之确信”（《论加强批评工作》）。周扬说，“离开民族抗战的现实，新文学的存在就不能想象”（《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抗战胜利以后，朱自清在《文学的标准与尺度》一文里写道：“抗战起来了，‘抗战’立即成了一切的标准，文学自然也在其中。胜利却带来了一个动乱时代，民主运动发展，‘民主’成了广大应用的尺度，文学也在其中。”朱自清在1947年说的这段话，真实地概括了这十多年间文学观念的深刻变化。 另一方面，为了战胜国内外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在广大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对文武两个战线都非常重视。他们依靠拿枪的军队对敌作战，同时也重视文化战线的建设。在文艺工作方面就提出了一系列的革命观点，诸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服从于政治，文艺的民族形式，普及第一，文艺批评是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等等。这些观点，不但在中共领导的地区成为指导文艺运动的方针，而且其影响也遍及国统区的进步文艺界。 民族战争和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所带来的文学观念的种种变化，必然会从广大作家创作题材与主题的选择中反映出来，同时也必然影响到小说批评的标准与尺度。因而本时期的小说批评就出现了以下若干特点。 首先，本时期的小说批评对于描写民族战争和阶级斗争重大题材的小说作品总是予以热情的关注和积极的肯定。在抗战时期，大部分小说作者都从不同的视角来反映这场神圣战争，反映各阶层人民在战争中的命运变化；至于解放区，正如周扬所说，“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新的人民的文艺》）当然，这时期并不是完全没有其他题材的小说，但是在数量上占最大比重的，在读者中产生巨大影响的，还是描写重大题材的作品。同样也正是这类作品引起小说批评家的特别青睐和关注，并热情的加以倡导与弘扬。如在抗战爆发一年以后，茅盾在著名文章《八月的感想》里就热情洋溢地写道：“抗战的高热，刺激了中国巨大的有活力的新细胞，在加速度滋生而壮健起来”，小说也出现新面貌，“新的典型，已经（虽然不多）在作家笔下出现。‘华威先生’（张天翼《华威先生》）就是旧时代的渣滓而尚不甘渣滓自安的脚色，‘差半车麦秸’（姚雪垠《差半车麦秸》的主人公的诨名）正是‘肩负着这时代的“阿脱拉斯”型的人民的雄姿’。在《北方的原野》（碧野）里，我们听见了斗争中的青年战士们的充满着胜利的自信的笑声，青年农民出身的游击队员‘黑虎’，农家孤儿十来岁的‘柱儿’（皆为《北方的原野》里的人物）不都是崭新的人物？……我们又看见‘小弟弟小杜’怎样为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小杜是骆宾基的短篇小说《一星期零一天》里的人物），而这位‘小弟弟’正是在炮火里长大坚强起来的战士的典型。”“一定也有人觉得这些典型人物还不免是略具须眉的素描，而不是巍然耸立威仪堂堂的巨像，但是我们决不能否认，新时期的各种典型已经在我们作家的笔下出现了。蓓蕾既已含苞，终有一日灿烂开放。”又如胡风在为丘东平的小说集《第七连》写的“题记”里说：“现在的这一本，在斤两上又何尝轻？展开它，我们就象面对着一座晶钢的作者的雕像，在他的灿烂的反射里面，我们的面前出现了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受难的以及神似地跃进的一群生灵。”后来又称赞《第七连》是“真真实实的抗日民族战争英雄史诗的一首雄伟的序曲”；赞扬《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是“中国抗日民族战争的一首最壮丽的史诗。在叙事与抒情的辉煌的结合里面，民族战争的苦难和欢乐通过雄大的旋律震着读者的心灵。”（《忆东平》） 赵树理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小说是解放区文学的优秀代表。周扬赞扬他的《李有才板话》“是一篇非常真实地、非常生动地描写农民斗争的作品，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杰作。”它和《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描绘了“三幅农村中发生的伟大变革的庄严美妙的图画”，“这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最大最深刻的变化，一种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论赵树理的创作》）郭沫若也撰文对《李有才板话》大加赞扬。他说：“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素朴的内容与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板话〉及其他》）此外，解放区的其他优秀小说也都得到很高评价。如茅盾在《关于〈吕梁英雄传〉》里称赞这部小说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大众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斗争。……因为作者正确地把握了人民的立场，所以他笔下的这些并没脱离生产的民兵以及小规模的袭击，不但不使我们有寥落寒伧之感，反而觉得轰轰烈烈，惊心动魄，仿佛看见广大的土地上到处燃起复仇的火焰，使得深入的敌人寸步难行。”又如有的评论者指出《暴风骤雨》是“用农民的语言，农民的生活，表达农民的感情，特别是表达农民的革命情绪，如此鲜明强烈，如此真实，这是解放区文艺创作的一个基本特色。”（韩进《我读了〈暴风骤雨〉》）[（46）] 从以上数例可以窥见本时期小说批评的新动向。抗战与民主，这种批评尺度在以往的小说批评中已有出现，只是没有成为多数批评家评论作品的准绳。到了本时期，在民族战争和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时代，它终于被更多的批评家所接受，并被大大地强化了。这是小说批评的富有时代气息的新的价值取向。 其次，本时期小说评论界经常展开对作品作不同评价的讨论与争鸣。对同一部小说出现不同的评价意见，这在以往的小说批评中也曾经有过，但一般都是各抒己见，较少直接思想交锋。本时期可能是受现实斗争形势的影响，或者是由于“文艺批评是文艺界主要斗争方法”理论的导引，小说批评界经常发生具有一定规模的针锋相对的论争，这种正常的争论，往往有利于更深入更全面地揭示小说作品的思想艺术风貌。 张天翼的小说《华威先生》的讨论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1938年4月发表的《华威先生》由于塑造了一个抗日救亡工作中的消极人物，小说发表后又被日本侵略者译成日文用来作为诬蔑中国抗日工作的材料，这自然就会引起对这篇小说的不同的评价。发表文章参加这次争论有林焕平、李育中、罗荪、茅盾、林林、高飞、适夷、周行等多人。有些评论者认为，描写救亡工作中的消极人物，等于对这一工作抹黑；有人认为，讽刺华威先生的“忙忙碌碌”，会使读者将真正苦干的救亡工作者也错认作华威先生。茅盾在《八月的感想》一文里专门以一节来论《华威先生》。他说，由于有些读者误将某些抗日积极分子也讥为华威先生，有的评论者就认为揭露消极现象是“害多而益少”，还是不写为妥。这实际上是倒掉盆里的污水连盆里的孩子也一齐倒掉。如果是这样，“我以为这倒是抗战文艺的一种损失”。对于《华威先生》被日本侵略者所利用，看法也不同。林林在《谈〈华威先生〉到日本》[（47）]一文里，一方面肯定“天翼先生把这种人型刻画出来，是很有慧眼的创造”，一面对小说“资敌作反宣传的资料”又表示担忧，认为这是“减自己的威风，展他人的志气”，因而主张“颂扬光明方面，比之暴露黑暗方面，是来得占主要的地位的”。张天翼发表《关于〈华威先生〉赴日——作者的意见》[（48）]进行辩论，他将华威比作肌体上的某种小疮，“这种病痛之所以能指出，这就是说明我们民族之健康，说明了我们的进步，惟其一天天健康，一天天进步，‘华威先生’这种人物才被我们指得出，拿来‘示众’。”“我认为我们的自我批判，被敌人听见了也不要紧。如要我们自身更健康，故不讳自身上的疾病。”这次论争不在对作品本身的评价，主要在于对作品发表以后的社会效果的不同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