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化理论界思潮迭起，风云多变。这变幻的、丰富的文化现实衬映了开放改革的中国充满朝气的精神面貌；当前的“人文精神”讨论，就是这种文化的丰富性与异殊性交汇的产物。在这场讨论背面，隐藏着不同的文化立场与理论态度；同时，也正由于它归根结底涉及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对它的讨论又增加了相当的困难。就目前知识界的情况来看，要表示一种态度是容易的，但要彻底阐述自己的一种理论立场是困难的〔1〕。 我说的意思是：今日的人文知识分子不仅仅要描绘一种抽象性的存在（某一种知识体系），而且要表明：自己是谁？这是将人文精神讨论引向深入的一种可能。 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采取以下思路： 1，就八十年代以来文化主题的转移， 看“人文精神”讨论出现的历史合理性，阐述当代人文精神的内函：新理性；2， 辨析新理性建设的思潮背景和检讨知识分子的立场转移。 上篇：两个主题蕴含的历史要求：建设新理性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化思潮凸现了两个重大主题：以人的解放为中心的反“文革”主题与以人文精神为中心的反物欲主义的主题。对这十几年的历史可以有另外一些概括：多元主义、边缘与中心的交错……等等。然而历史的脾性是十分顽强的，它展延的时间越长，它的主流方向就凸现得越清楚。当我们今天回头看八十年代时，那些短暂的表面看来是各不相关的话题通过以反“文革”为原动力的“人的解放”主题连结了起来。以倡导文学的语言革命来标志对片面的意识形态本位的反叛，以号召小说的形式变革来标志对传统的叙述方式的扬弃，更不用说文学与文化思潮中的人道主义，异化、主体性、反映论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等问题的讨论了。 面对着几乎全社会各个阶层的对“文革”为标志的极左路线的抗议和批判，在“人的解放”的旗帜下，持有各种相异立场与观点的人们，组成了精神上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虽然就在当时，人的口号后面是有着根本性的分歧的。如区分真假人道主义，区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等等。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与理论立场，这种区分的意义在当时远没有凸现出来。伴随着整个社会对文革的否定与反思，伴随着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无疑，当时思潮走向的主要矛盾是区别人与非人。为了使文学艺术从“文革”与以文革为代表的极左路线的阴影中走出来，通过已构成历史的小说、戏剧、电影、绘画和理论表述，“人”被大写了，—这种大写的人紧迫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于是，我们看到，以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思想为内容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本世纪历史上以从未有过的辉煌姿态卷土重来并很快成为社会性的强大潮流。 这是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对这段历史的概括会产生严重的分歧。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作为历史，不是某几个人策动的，它被广泛认同的社会性的问题的出现也不是几个人可以驾驭的。甚至，个人扮演的历史角色，也往往不是随心所欲的。正如当年反对波旁王朝的法国革命阶层中有好几个等级一样，八十年代反对与批判极左路线的人们中，也有不同的阶层和代表不同思想倾向的群体（历史证明了他们只是非常暂时的同盟军）。历史如何来回答这种分歧呢？——我们看到了，在共同的危险消除或减弱以后，“统一”阵营中的极端派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走上了历史舞台，并造成了众所周知的各种后果（从文化上的直至政治性的），并在事实上阻碍了文化建设的继续发展。 于是，文化建设的暂时的共同性彻底消失了（熟悉当代中国的人们发现到了八十年代末，知识界已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了，有人戏言：各领风骚三五天）。一个意欲创建的人文知识分子当时的感受可以说是异常的奇特的。他环顾四周，茫茫大地处处有危机。回到传统？传统本身只提供了部分生存智慧，它对中国的现代化理论的积极影响尚在探索；回到西方？自由主义丢弃了它在中国当代历史舞台上起步时的充满着激情的姿态，直接与西化主义、西方中心论相匹配，成为很大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心理上不愿接受的文化——政治意念。回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经过一段大折腾，它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要根据中国的社会特性再加考虑，它的建设性的当代形态仍要艰苦的探索，对大部分渴望按照一种现成的思想体系行动的知识青年来讲，目前的状态是不解渴的。如果没有另一个历史契机，文化上这种多元并存，低调徘徊的局面是会持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的。 这个历史契机有了，它就是九十年代掀起了开放改革的第二次浪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提出和伴随着这个目标出现的文化运动——高扬人文精神的旗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都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它对生产力发展的解放作用是无庸置疑的。它对思想文化建设而言，至少从两个方面提出了艰巨的课题：从正面讲，“市场”所引发的人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历史理论的变化，应当而且可以有积极的建设性的层面，也就是说，它可以引发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最好的时机。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中，有社会主义理论而没有“市场”概念，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新的特殊的形态出现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有个相对适应问题。新的经济基础，要引发新的上层建筑的思想意识的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