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的三部中亚古代艺术的译著均系在东西文化交流视野中观照中亚古代艺术遗存的最新译著。一部是普加琴科娃、列穆佩著，陈继周、李琪译的《中亚古代艺术》；另一部是根据意大利学者马里奥·布萨格里和印度学者查娅·帕塔卡娅及普里的三部著作编译的《中亚佛教艺术》，由许建英、何汉民编译；第三部是斯塔维斯基著，路远译的《古代中亚艺术》。前二种由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后一种由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 三部译著涉及的中亚古代艺术遗存，“并不局限于现代的行政区划和国界的框框”〔1〕， 它是在广义的中亚范围内以跨文化的眼光审视这些艺术现象的。在如此广袤的地域，面对如此丰厚的艺术遗存，任何一部艺术史著作都不可能穷尽所有，只能从作者擅长的研究领域进行探讨。普加琴科娃、列穆佩的《中亚古代艺术》是狭义的中亚地区的艺术门类史论著，它虽侧重艺术作品的考证和艺术特征的确定，但视野是东西文化比较的。《中亚佛教艺术》由《中亚绘画》、《中亚艺术》、《中亚佛教》（节选）三部著作编译而成，这三部著作是在广义的中亚范围内探讨佛教艺术的特征风格及流变，有的侧重流派分析，有的侧重艺术品的分类、描述，有的侧重勾勒地域艺术史的轮廓。斯塔维斯基的《古代中亚艺术》是有关现中亚地区上古到中古时期的艺术编年史，它“概括地描述古代中亚艺术的发展，以及这一艺术与古代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的相互联系。”〔2〕 三部中亚古代艺术的著作在从艺术考古角度论及东西文化对中亚艺术的形成、发展及流派、风格的影响时却都惊人地一致。三部译著均有精美的多幅图片，与全书文字相映成趣，富有可读性和可视性。三部译著的出版，也为读者开启了了解中亚文化艺术的一扇窗口。 本文并非三部译著的全面评析，只想撮其要者作些评介，期待国内学术界在此领域深入研究后有更新的论著问世。 文化回授的遗音 当我们在东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观照中亚古代艺术品和艺术现象时，就会发现，起初的移植、模仿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向双向交融与相互渗透方向发展，从而加速了艺术的本土化进程，形成文化回授的新格局。 三部有关中亚古代艺术的著作都同时注意到了这一点。普、列二氏认为：“希腊罗马化的东方艺术的成熟尤为鲜明地表现于帕提亚和贵霜艺术之中，后二者又衍生了东方中世纪的艺术。拜占庭的全部艺术已经证明，正是东方的影响对于形成西方艺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3 〕斯氏也认为，从公元前4—1世纪的中亚艺术中，“我们不仅能清楚地看到古代东方传统和古希腊传统的因素，而且能看到与其不同的稳定的地方特点”〔4〕。《中亚绘画》的作者马里奥· 布萨格里在论及新疆米兰艺术时指出：“米兰艺术可以说是犍陀罗艺术外流的结果；或者它意味着由中亚各族和贵霜帝国幸存者接触而产生的一个文艺复兴”。 〔5〕不同作者的相同或相似结论表明，中亚艺术同其他任何地区的艺术一样，起初的移植、模仿是不可避免的。中亚艺术在不同阶段，先后移植和模仿过波斯、古希腊、罗马、印度和我国中原的艺术，但其结果是通过杂交与嫁接，进入了创造的新阶段。再后，是双向交融与相互渗透，形成了文化上的双向回授。 只要我们考察一下中亚艺术史就可明了这种从移植、模仿到互融、互渗的大体脉络。 公元前6世纪中期至公元前4世纪末，中亚大部分地区成为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组成部分。中亚的巴克特里亚人、粟特人、帕提亚人和花剌子模人均臣服于阿契美尼德王朝。世称阿姆河遗宝中的不少艺术珍品是完全沿袭波斯宫庭风格制成的，风格是古代近东式的幻想图象。与中亚河间农业区域以古代波斯艺术为代表的东方传统占优势不同的是，中亚北部、东部的游牧地区，“斯基泰”风格占优势。 公元前4世纪末至公元前1世纪的中亚史称“希腊化时期”。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率军征服波斯帝国之后的数世纪中，中亚的工匠们一直在不断仿制格调高雅的希腊艺术品。这种现象在中亚南部尤为突出，它与中亚本地上层人物多通晓希腊文，偏爱希腊艺术品有关，无论是建筑、雕塑艺术还是实用艺术品均遵循希腊传统的风格。而中亚的北部地区的建筑及实用艺术则与塞人艺术相互作用而发展起来，多受草原传统的影响。 公元1—4世纪的中亚处于贵霜帝国统治时期，迦腻色迦统治是它的全盛时期。此时，古代印度佛教广泛传播于整个中亚地区，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影响遍及中亚。这时中亚的建筑、雕塑、壁画等艺术已从单纯的移植、模仿中脱颖而出，呈现东西文化互融、互渗的特征，其艺术品也具有东西合流的双重性质。 公元5世纪至8世纪中期是中亚地区政治动荡、战乱频仍、民族迁徒频繁的时期，先是伊朗萨珊王朝，后是
哒人及突厥汗国和阿拉伯人统治该地区。“这一时期中亚不同地区的文化在彼此接近，这表明在粟特语作为地区间（乃至国际间）交际语言而得到广泛使用，还有相同的埋葬方式（尸骨瓮），相同的宗教观念的广为传播，以及许多相近的历史——艺术现象……”〔6〕 8世纪之后，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广泛传播， 一些世俗题材及几何、植物图案的艺术品种得到了相应发展。 东西文化在中亚的碰撞、交融、渗透对中亚本土文化的孕育、产生、发展无疑起了催化作用，作为文化载体的艺术也不例外。三部中亚古代艺术的著作也是在文化回授中审视中亚艺术的形成发展及流派风格特征的。自然，以往单纯意义上的西方文化“东渐”说或东方文化“西传”说都不足以解释这种文化回授现象，因为前者是单向的，而后者是双向的。三部著作以大量的考古实物为依据，寻觅着“文化回授”的印迹。普、列二氏在论及中亚艺术织物时认为：“5—8世纪的中亚的丝绸与拜占庭和埃及的织物有很多共同之处”，“伊朗和拜占庭开始模仿粟特织物，而粟特织物本身亦吸取了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科普特人的埃及和拜占庭的风格和题材。”〔7〕其它艺术门类亦如此，象公元1 —5世纪的彩绘泥塑、建筑艺术、钱币艺术、陶塑艺术等“在接受这一时期世界文化和艺术的诸多成果的同时，也对其相邻地区和国家（而且不仅仅限于相邻地区和国家）产生了影响。”〔8 〕《中亚绘画》的作者更是把这种互融互渗现象推向极致：“实际上，中亚是一座熔炉，一种内部互相影响诸种力量的骚动，而实质上是一种折中主义的艺术，它非但没有窒息当地有创造力的天才们，而且使之更加敏锐，使之能够刺激周围的地区。因此，它的影响不仅在西藏艺术的起源上可以找到，而且在中国古代佛教艺术中也能找到，在印度——伊朗艺术（不同于半印度和半伊朗品系）中更多。对周围广大的地区来说，它对伊斯兰艺术的创作起过明显的作用。”〔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