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为80年代的作家所始料未及，我们的文学在经历了一个时期轰轰烈烈的繁荣之后，竟不期然地走到了如此令人堪忧的境地。如果我们不再沿用多年来承袭不变的判断方式，用成绩即主流的套语自抚自慰（这种源之于机械的历史进化论的观念，既可以正确反映历史，给人以信心；又可以毫不费力地脱离历史现实，使人丧失观察历史的敏锐力，从而导致盲目的廉价的乐观主义），面对近几年的文坛现状，就不能不象一些有识之士那样，由忧愤而发出由衷的浩叹。只要我们还没有泯灭文学的良知，就随时随处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文学在金钱和情欲的蚀坏下，已经发展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尽管我们并不否认某些正直的文学家所做出的种种贡献，但铺天盖地而来的出版物所呈现出来的，却大多是趣味平庸之作，有的简直就是精神的垃圾，它们已经损伤到了人类的健康和尊严。堂而皇之地展示个人丑恶的私欲，无滋无味没完没了地咀嚼于人于己都无意义的身边琐事，倘若这些也可以成为一代的文学时尚，那岂不是前有负于古人，后有愧于来者！ 现在，历史已步入两个世纪之交。遥想本世纪初，20世纪的文学先驱们曾对本世纪的文学发展寄予了何等殷切的厚望，我们总不能给开创并发展了新文学的本世纪划上这样一个黯淡的句号；展望21世纪，对于文学来讲也当是一个更为辉煌的世纪，我们也总不能为人人企盼的文学新世纪提供这样一个不争气的起点。值得庆幸的是，时下已有不少人不同程度地意识到这一既显见又深在的危机，企图从文化和文学的角度做出同一指向的努力，意欲挽狂澜于既倒，使人们生存发展不可须臾稍离的人文精神再放光华。只是惜乎学者们讨论人文精神时常常陷入缺乏现实感的玄谈，而有些作家在做精神坚持的不无悲怆的努力时，则又似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认识的偏执和极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认和抹煞这种种努力的现实警示作用，但又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它们在现实的可效法性方面又是多么地缺乏理论上的说服力和实践上个体存在之外的范本价值。编辑出版界固然也在做着种种努力，或由作家们结盟倡议，或由编辑们苦心策划，近年来抛出的话题和亮出的旗号可谓多矣，可是多数带有浓重的商业策划色彩，虽不断花样翻新，但如积木重排，真正的新意和富有实质性的拓展并没有多少。我们同样也不想轻易地否定这些努力，在集结作家和局部表现对象的开拓上，它们确也或多或少地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是，实践检验的结果与倡导者宣言的大相径庭，却又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面对文坛的此情此景，在如何补偏救弊和开拓发展的问题上，人们或许会见仁见智，有不同的见解和主张，但在我则以为，当务之急和关键之举却应该是在最根本的问题上进行反思，找回并发扬光大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重培文学的生命之根。 现实主义是一个早已被人们熟悉、甚至难免被认为陈旧过时的一个字眼，因为一说到它，就必然会联想到朴素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等分属于过去不同时代的文学模式。长期以来，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过分地强调了某种文学精神与阶段性文学模式的一致性，二者之间粘附关系的高度强化，必然导致下述两种状况的出现：一是扬弃某种文学模式时污水婴儿一起泼，从而伤害了文学的血脉之根；一是因片面地理解文学精神而固守某种属于已逝时代的文学范式，从而遏抑了文学的生力和发展。岂不知文学精神和文学范式之间既有内在的互为制约的关系，又有彼此不可取代的区别，不能将其混为一谈。当然，某种文学精神，就如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也会因不同历史阶段具体历史形态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精神内涵和风貌，比方有所谓批判现实主义精神、革命现实主义精神等，但这些，都是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具体呈现，并不足以说明，随着历史的发展，某一阶段所特有的现实主义精神内涵和风貌的改变，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即荡然无存。过去，我们讳言这种似乎抽象的历史继承，讵知这样做的结果却是否定了精神发展深层本质的一致性。中外文学发展的历史都表明，某一种具体形态的现实主义文学范式，既可以让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得到新的发挥和拓展，同时又会成为它展示和发展的桎梏。19世纪崛起于欧洲并一度雄踞文坛的批判现实主义，曾把文学的批判力量推向极致，并使一代大师均以能够胜过历史家的记述而引为自豪。其间，文学对现实的“历史”性洞察和对“真实”与“本质”的崇尚，可谓前无古人，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在这方面得到了高度的发挥。可是，当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尤其如巴尔扎克这等杰出的代表，深深迷恋于这种“历史”的“书记”的角色自认，并执著于对于恶的不无夸张的细节描绘和态度鲜明的鞭挞时，现实人生中历史内涵的更为丰富的复杂性却被相对地简化了。这种状况到托尔斯泰才有了明显的改变。过去，我们对批判现实主义的一贯指责，是它在鞭笞社会黑暗时不能为读者开辟出一条正确的通达理想之路，这不仅未免苛求于古人，而且对文学表现内容的多样性来说，也未免作过于划一的苛求了。其实，从文学的本体性要求来看，巴尔扎克式批判现实主义的真正缺憾，应如以上所言。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定历史内容和精神特征，它们必定对各种文学精神有所选择，并会于作家自觉不自觉之间与之形成一种约定，一种规范。于是，一种文学精神一定会具体地呈现为不同的阶段性形态和范式。不仅如此，在文学精神和创作方法之间也存在着同样的道理。一种文学精神的具体实现，常常是集中地表现为相关的文学创作方法，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这些方法都表现为一定的原则，它们都会因其对象世界的选择、把握世界的方式和语言营造的不同，因对生活的感受和艺术理解的不同，而形成一种特定的取向、特定的框架。这已是常识性的不争之论。我们要说的是，长期以来，在我们过分地强调文学精神与具体的阶段性形态的不可分性时，对文学精神与创作方法之间的关系，也作了同样的强调，而且以此作为上一个问题具体展开。这样做的结果，正面的作用是强化了某种文学精神的主要实践性导向和规范，而负面的作用则是忽略和抑制了文学精神在创作方法方面的超边界性，并从而影响到文学更富生气的创造。一个成功的作家或艺术家，他之所以能独步文坛甚至独领风骚，是因为，他既能在对某一创作原则的理解和表现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又能在创造性的运用这一原则时敢于超越边界，作出新的开拓。对那些成功的作家、艺术家，是很难用一个某某方法的标签就能作出正确阐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