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市民意识”？ 现在都讲“市民素质”，但比较规范的说法应该是“市民意识”。倘有一个人随地吐痰，最好不要说他“素质不够”，好象他是人群里的次品，这不平等。可以说他缺少“市民意识”，不懂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市民共同体中，要成为其中一员来保护环境。另外，“市民意识”是一个可以在中外历史上展的话题，值得讨论。 什么是“市民意识”？ 市民意识来源于“市民社会”（CivilSociety），是西方概念。近年来多有谈论， 但它倒不是一个新进“后学”（什么“后工业”、“后现代”、“后殖民”等）中的论调。它是道道地地的“前学”。是研究前工业，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学说理论。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有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十八世纪产生的”。历来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在研究欧洲十三世纪的城市时都用了“市民”这概念。 西方的学者普遍的认为，现代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基本上是在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城市中产生的。德国谚语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因为农奴进入城市以后，就可以自由地走动、结婚、学手艺、做生意。这就是“自由”的起源。城市里的事，国王不管，也不让领主和主教去管。市民们组织了“市政府”（Consuls），商量办事。 这就是“民主”和“自治”的起源。现在留学生去美国，住满一定年份才能申请绿卡，但他们的孩子生下来就是美国人。这制度也是起源于十二世纪欧洲城市。当时国王规定，农奴在城里住满一年零一天就算“市民”，而孩子生下来就是“市民”。所以那时就有男子“偷渡”城堡，女子到城里去分娩的现象，由于城市和乡村、市民和农奴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两者非常地对立。当然，后来商业和工业的税收大增，成为国家经济支柱，国王们也被迫支持市民。城市压倒农村，市民生活、市民意识成为社会的主流。 中国有没有“市民社会”和“市民意识”？历史学家用西欧的经验看中国历史。中国的城市大，起源早，但没有发展起“民主”、“自由”、“自治”和“法制”的体制。欧洲“市民意识”中的突出的政治权利观念，在中国城市市民中肯定没有。六大古都：西安、北京、南京、洛阳、开封、杭州都是政治中心，不是经济中心，都是官本位，不是民本位。宫城、皇城占去泰半。中国的城市制度发育不良。欧洲城市后来有自己的法庭、军队和警察，领主不得入内，就是国王也非请莫入。中国的城市历来还是皇家官府的天下。没有独立的市民社会，也就没有充分完整的市民意识。举白居易的《卖炭翁》的例子。长安城“市南门外”的卖炭翁，他的身份不是农民也不是市民。个体劳动，没有组织，做生意没有权利，受“宫市”欺压。被打了一顿，被抢了一阵，只能自认晦气。中国传统确实如此，士农工商之中，官僚、士大夫比较有自我的权利意识，所谓“士大夫意识”。他们会在朝廷与太监、外戚和宠臣抗争。工匠、商人却没有办法用社会制度来保护自己的生计，也没有“市民意识”。生活在京城里，该称得上“大市民了”，但是古代皇城根下的臣民是从不管皇上的事的。中国中世纪的大事，有多少工商人士参与过？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清时代江南长江三角洲地区商品经济发达，兴起了一大批小集镇，出现了一大批“小市民”。小市民在政治生活中也没有什么大作为，但在生活享受上相当会讲究。听书、喝酒、品茶、下棋、孵浴堂、抽大烟。他们比农民的活动范围大，闲暇时间多。因为地方上的事务被官府士绅垄断了，他们就专心吃喝玩乐，手段精致。清代钱泳《履园丛话·艺能》，有一段说的是士大夫玩不过小市民。扬州士林中有范西平、施本庵，围棋下得好，号称“大国手”。有一天，“西平游览社，寓僧寺。有担草者来，范与羿数局，皆不能胜。”这样的美谈，在江南流传很广。老百姓会玩，富裕起来的城镇小市民沉浸在享受主义文化中。《金瓶梅》、《九尾龟》、《海上花列传》里，充满了这种醉生梦死的城镇繁华。中国大众文化的起源大约在此，因为看这些小说时感到奇妙的是，潘金莲喜欢的菜谱今天还用，牌九今天还推。更奇妙的是现代作家模仿当时的笔法，写《废都》生活，居然和当时相差无几。宋明清确实是中国城市文化发展最快的时期，但在此之上是没有生成类似西方的“市民意识”。市民未参与市政生活，没有充分权利，自然就萎琐得很。 小市民的生活方式，士大夫们也加入了。因为多有一些权和钱，士大夫把小市民生活方式又提高了一步，吃花酒、捧戏子，兴诗会、讲学雅集，玩一些才子佳人的游戏，有时加上一些政治上的激情。这就是明代文人的积习。冯梦龙的《三言》小说描写的就是这时代这地区这群人的生活方式。《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讲的是在京读书的李甲和红妓杜氏的故事，主题围绕着金钱和感情及等第展开，开的是上海鸳鸯蝴蝶派的先河。张恨水的《啼笑姻缘》与之如出一辙，是浓重而典型的小市民趣味和生活态度。冯梦龙的另一篇小说《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就带有一点政治色彩，写的是“忠臣义士”反权臣严嵩专断朝政的真人真事。这样的小说结构，很有点像清末上海报章上连载的谴责小说，带有士大夫的政治义愤和时事责任。在冯梦龙的小说中，可以看出“小市民意识”和“士大夫意识”在互相结合。“士大夫意识”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权利感、责任感，多少传染一点给“小市民意识”。从历史上看，明末江南的小城镇里，“市民意识”比较健康。在生活和政治两方面都比较开展。 冯梦龙《三言》中的政治态度，和顾炎武《日知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表现的政治态度是一致的。他们都表现出明末士人的刚直，使清末文字中的谴责讽喻、含沙射影显得玩世不恭。清末的大学问家，扬州学派的守门人刘师培说：“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谲。明儒尊而乔，清儒弃而湿。”他讲的是对的，明末许多人为信念奋斗，清末人就比较“流质多变”。刘师培自己不久就离开革命派，先投了端方，后又投了袁世凯、阎锡山。为什么明末士大夫比清末士人多有气节？这是比较明末和清末社会之后，经常会发问的。在这方面，张溥的著名散文《五人墓碑记》，是一个解释。他是太仓人，徐光启的学生，“复社”的创始人。碑文记录了1627年，苏州市民为了周顺昌无辜被宦党陷害致死案，起而暴动。颜佩韦等五人以“吴民之乱”罪被斩首，悬在城门。这“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知诗书之训”，是一般市民。但却“激昂大义，蹈死不顾”。张溥为之感动，发动复社社员为之修墓。文学史上称冯梦龙等人的作品是“市民文学”，思想史上称这是“启蒙运动”。他们确实是反映了明末江南市民社会繁荣后冒出头来的“市民意识”，反映了士大夫和小市民的结合。明末的小市民社会市民的关系比较密切，小市民社会热心支持本地士大夫的东林党运动。到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时，民众还是与士大夫站在一起。小市民在明末起到了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