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党圣元 “大众文化”的勃兴，给世纪之交的文学带来了危机、带来了挑战，亦带来了机遇。当代文学如何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的新环境？在当今“大众文化”的包围圈中，我们的文学究竟应该取何种姿态来向社会显示自身的存在价值呢？当我们对世纪之交的文学进行反思时，这一问题恐怕无论如何是回避不过去的，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本身即具有强烈的价值建构的意味。目前文学界同仁所进行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实际上就蕴涵着这一主题，其在价值反思与重建方面的意义，其对于世纪之交文学发展可能带来的促进作用，无不可以期待之。这里的两篇论作，虽然不是直接地参加“人文精神”讨论的，但论者都毫不隐讳地表白了自己的价值心态，或呼唤文学的“批判性”、“民间性”，或批判当代小说中的“伪平民意识”，均与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人文精神”营造这一题旨息息相关。社会转型期亦是价值观念趋于“多元化”的时期，这正为世纪之交的文学的反思与重建提供了选择与融合的可能，而没有选择与融合则是断断没有反思与重建的可能的。所以，尽管两位论者在此均阐明了各自对于“大众文化”的“不宽容”的态度和“精英”文化立场，但需要申明的是在这一讨论的进程中，无论是“抵抗投降”者还是“顺应”、“认同”者，都具有平等的发言权。 走向批判和民间的文学 李继凯 当20世纪夜幕上的群星渐隐渐稀、新世纪的太阳还未升起的时候，那种期待中的美丽景观和激动心情却已经厮缠在人们的心头。然而环视现实中种种黑暗与荒唐的实存，人们的心头又被笼罩了难以摆脱的阴影，不免觉得有些惶然茫然。这种“期待”却难“坚信”的前路未卜的心态，对于进入这样似乎有点神秘的世纪之交的人们来说，确实相当普遍。也许正是为了验证和摆脱这种困惑和犹疑的心态，人们不约而同地进入了这样的“新状态”，亦即情不自禁地回顾和前瞻，殚精竭虑地反思和重建。 这在比较敏感的文学批评界，便表现得相当突出。一时间，在不少有关的报刊上，醒目地开辟出了诸如“批评家俱乐部”、“文论圆桌”、“文学大视角”、“世纪之交的文学：反思与重建”等栏目，七嘴八舌，众声喧哗，俨然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批评热潮。在这个方兴未艾的热潮中，或可以将一些有价值的话题，引向深入的思考，并有效地推动世纪之交的文学沿着比较健康的道路发展。其中，批判文学与民间走向，可以说就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话题。 回顾20世纪文学，尤其是初步纳入世界格局中的中国文学，我们不可能忽视那些具有批判性格的文学。这种批判性格的获得，自然与社会现实的种种“怪现状”和作家主体的人文精神密切相关。前者是批判的对象，后者是批判的武器，彼此须臾难离。20世纪对人类来说，诚然有不少值得夸耀的地方。然而20世纪带给人类的多灾多难也是空前的。正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及世界性的冷战或混乱，各种政治性斗争的险恶及遗患，以及人之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在工业扩张、竞争激烈的吞噬与剥离中更趋恶化的现实，等等，使人类蒙受的灾难之巨，尤其是精神崩解之深，也创下了新的世界纪录。焦躁浮躁、长吁短叹，畸形异化、人将不人，东奔西突、无所依归，成了人类“存在”的基本样态。这也可以视为20世纪思潮纷涌、运动频繁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成了文学艺术领域幻变异常、流派纷呈、起伏不定的基本依据。尽管在这样的大势中，作家群体亦会随时运升沉起伏、聚合分化，但总有不少作家禀承着传统人文精神的精华，吸纳着现代人文学说的营养，以顽韧的意志和深沉的理性，在旷野中呐喊，在彷徨中探求，在忧患中拯救，绝不愿放逐自己的良心和抛弃自己的责任。作为20世纪西方文学主导精神而存在的现代主义，在深潜的层次上也承袭了19世纪现实主义的许多重要品性，注重批判性即是一个突出的方面，并从一般的经济批判和社会批判深化、移位至文化批判和心理批判，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资本文明掩盖下的种种异化现象。在中国，由于历史演进的滞缓，当20世纪初期新文学崛起的时候，以鲁迅为代表的清醒的现实主义，其批判性格与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便有了更多的相通之处。而今，当我们回顾和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的艰难历程的时候，还是觉得最值得注意的就是那些具有真正批判性格的文学。这种文学或可统称为鲁迅式的直面人生、揭破种种瞒和骗的文学。其间既有对“瞒和骗”性质的历史与文化的批判，更有对“瞒和骗”性质的现实与政治的批判。而那些杰出的文学作品，如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张爱玲的《金锁记》，钱钟书的《围城》，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陈忠实的《白鹿原》，梁晓声的《雪城》等等，则有着综合性的批判力度和深度，这是这些作品具有艺术震憾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倘若这些作品没有了真正的批判品性，而混同于一般的“歌德”文学或“玩文学”，那么20世纪中国文学是否值得评说、值得回顾都会成为可疑的问题了。能够创造出这样一些优秀的“批判文学”的作家，显而易见，都是一些特具人文精神、忧患意识而不失其真善美的理想和强烈的社会责任心的作家。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创作主体的存在和闪光，也才在很大程度上卫护了作家的尊严、文学的尊严，以及人道而非兽道、物道的尊严。 这些真正具有批判品性的文学，也是真正立意在建设的文学。借鉴和发扬这种批判文学的艺术精神以及创作方法，对文学的重建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综观20世纪中国文学，那些注重批判、立意建设的文学，其批判性越强，其正义性也就越强。其对新文化、新文学的建设作用相应也就越大。鲁迅在20世纪初期开辟的彻底反封建、反世俗的毫不妥协的批判文学方向，以及在创作方法上将批判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初步结合的努力，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比如鲁迅的批判文学所突出的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文学母题，在新时期文学中就有星火燎原之势，形成了以批判性为其鲜明特征的启蒙文学，对于现代文明的传播和解放思想的促动，具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不过，有一个现象似乎尤其值得注意，这就是对上述具有积极建设性的批判文学的“偷梁换柱”，亦即有意无意地将批判文学的批判性推向极端，从而走向了它的反面。这种趋于极端的批判文学的消极作用有时相当厉害，几乎不亚于洪水猛兽。“文革”时期盛行的所谓“大批判文学”和时下流行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文学”，可说就是非常突出的例证。前者实质上是出于狭隘的政治观念或党派本位利益而“搞”的阴谋文学，其“伪批判”的品性已导向荒诞一路，势必构成对真正批判文学的消解甚至是谋杀；后者则将现代主义文学的批判品性推向极端，滑入泥淖，在痉挛而又贪婪的发作中，构成了对社会人生的价值、人文精神的价值乃至文学本身的意义的全面“消解”，最终也必将于嚣乱和虚无中消解了这种“消解”。如果说前者是在“批判”的名义下“权”欲的膨胀，后者则是在“消解”的遮蔽下“钱”欲的泛滥；前者在迷狂崇拜的同时“打倒一切”，后者则在人欲横流的同时“目空一切”。怪胎畸变的精神特征构成了这二者之间的惊人相似与相通，对此理当引起人们的警惕和思考。 其间颇可玩味的一个怪现状是，这二者居然都带有非常明显的“民间性”或“大众化”特征。然而明眼人不难看出其间弄权人和弄文者对民众的利用与献媚，都有居心不良乃至极其卑鄙的动机。表面上的趋向民间、认同大众，将文学“回归”民间和大众，目的却在于愚弄民众、混水摸鱼。对于“文革”式的虚假的“民间性”早被人们识破了，不必多说。但对时下所谓“后现代文化”或“大众文化”的“伪民间性”，却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其实，只要稍有生活实感而又不昧其良知的人，都会发现那种充分平面化、商品化、通俗化因此也鄙俗化了的优伶文学、市侩文学、黑幕文学、诲淫文学的“损民肥私”的真相。那些醉心于通过电脑和书商将自己拼凑或剽窃的东西，想方设法“包装”起来推向市场的奸佞者，在消解文学的价值和尊严方面，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更不知世间还有羞耻二字。这些媚俗有术的人（？）极善于巧借“娱乐”的名义将其炮制的文化垃圾去污染民众的心灵，抑或别出心裁，玩弄戏法去挑逗民众常常难以避免的劣欲，从而放纵狂欢、消极堕落，将民众在民间生成的那股向善向美的清淳之气“消解”得干干净净，如此这般，也好收到“损民肥私”的更大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