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学的范畴来看，现代性在其展开之初就隐含了一种走入二难处境的趋势。首先，倡导知识的经验性和实证性的英国经验主义与倡导知识的先验性和反思性的大陆理性主义的对立引发了实证理论与批判理论的分野；其次，对“感性个体”（西美尔）和日常生活的肯定使得知识的生产回到语境，而对总体化和合理化的肯定又导致知识走向超语境的形式化境界；第三，现代性用“区分”建立了知识的学科化，而意欲抵抗单面社会的“人类解放论”又促使知识界超越学科的界分，达到完整人性的实现。我们看到，这种知识学层面的二难处境延伸至文学研究领域，造成了一种方法论的困境。 一、批判理论与实证理论 哈贝马斯认为，建立客观化、实证化的知识是现代性的三大方案之一①。从直接经验中归纳出确定性的知识正是现代性通过启蒙反抗古典神秘主义的思想策略。现代性展开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实证化知识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并取得胜利的历史。实证化知识还为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基础。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胡适，引实证方法入红学，以一部《红楼梦考证》开辟了红学研究的“考据派”之路。 实证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发端于现代性对知识确定性的诉求。它强调直接经验的有效性，主张陈述和判断都必须出自直接经验并接受经验事实的确证；它站在科学主义的立场上展示出一种客观、中立的知识学态度。实证方法被引入文学研究也同样是出于人文知识分子们寻求文学学术超然化、文学知识确定化的努力。实证方法影响下的文学研究，一改古典时代“印象式”批评的做法，以一种“文献学”的方式研究文学，把对文学文本意义的诠释放在各种文献“证词”的审视下进行。勃兰兑斯关于十九世纪作家的传记研究、N·弗莱关于西方文学史的“种族志”研究，甚至精神分析学批评家关于艺术家早年经历的研究，都体现了实证主义的“文献学”方法特色。在中国，考据学早已有之，但大都用于史学和文字学。在文学领域里使用实证理论并取得瞩目成就的，应首推胡适。另外顾頡刚关于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周汝昌先生等人的考据派“红学”，都属于实证理论指导下的“文献学”方法论实践。近年来古典文学界的王兆鹏先生关于唐宋诗词的“定量分析”，给文献学方法中注入了哥伦比亚学派计量历史学的方法论元素。定量分析把文献学与统计学方法结合，希图为人文科学中最具模糊性的文学研究提供确定性的知识模型。 体现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启蒙现代性，最具体的形态便是以知识的确定性和客观性为旨归、以考据资料为诠释依据的“文献学”方法。但知识学中的现代性还有另一个源头，那就是与开创了直接经验本体论的英国经验主义相对应的大陆理性主义认识论。这种视“反思”高于“感觉”的认识论主张先验理性对知识的决定作用；它同样具有反抗古典神秘主义的启蒙功能。经验主义重视的是知识活动的“原料”—感觉经验，而理性主义重视的是知识活动的“制作”—理性反思。立基于“反思”的思想后来发展出来一种主体性极强的方法，即批判。1937年，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在《哲学与批判理论》② 中提出，资产阶级社会形成了以经验事实和数理逻辑为主轴的“传统理论”模式；这种罩以中立、客观外壳的理论模式事实上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社会中“肯定文化”的重要元素，起着维护现存秩序的作用。他们设想一种发自人类自由的普遍概念、回到历史语境之中、指向对现实怀疑和否定的“批判理论”，以之对抗“传统理论”。此后，批判理论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相比实证理论的客观和中立化，批判理论明确地表现出对当代社会进行合法化评判的“立法者”激情。它是怀疑论的，也是抵抗诗学的。批判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特点表现为：知识主体通过反思预设出一种普遍有效的价值—如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并以之作为合法化的依据，考察当代社会的诸种现象—包括文学文本—并将其置于普遍价值的审视之下，最后揭示出当代社会的不合理、不合法性质。马尔库塞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批判就典型地运用了这种方法。他预设了“爱欲”的完整实现这一合法化的先验依据，然后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最后确认这个社会的单面化属性违背了他的合法化准则，阻碍了爱欲的解放。在高扬审美救世主义大旗的批判理论中，标志着“人类解放”的审美人格，构成了对现代性进行否定和拯救的预设性思想依据。所以批判理论也是一种“立法者”话语。 在文学研究领域，批判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被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广泛运用。卢卡奇对布莱希特以及现代主义文学的否定性评价，来自于他以本质主义思维方式设置的“整体性”概念的一种规训力量。与卢卡奇类似的还有美国共产党的文艺理论家锡德尼·芬克尔斯坦（Sydney Finkelestein）。他对福克纳作品的评价体现了批判理论的方法论特点。芬克尔斯坦从马克思主义的进步论历史理性出发，分析福克纳作品的“南方立场”，得出结论说：“福克纳作品的主导精神，他那荒唐无理性的泉源，乃是一种以神话式的国家为根据的有毒的国家主义。”③ 后殖民主义文论中的那种强烈的抵抗诗学色彩，也来自于批判方法的使用。后殖民理论家运用解构这一话语分析技术，在西方文学中找出隐含着东方主义意识形态的症候，依据具有先验合法性的种族平等观念，揭示西方文学的欺骗策略—用普世价值掩盖西方霸权。相比较而言，批判理论在中国文学学术界并未得到普遍的运用，这也许是极左时代批判方法曾经被变态地使用留下的心理阴影所致。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日渐强化的学术体制化大大地压缩了批判理论作为方法论的阐释有效性空间；而以知识中立化见长的实证理论得到官方体制的鼓励。因此，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人文学术的批判性锋芒日见式微。 从方法论层面来看，批判理论和实证理论二者难以兼容。 实证理论的源头是英国经验主义；经验主义以“观察”为知识生产的机制。而批判理论的源头是大陆理性主义；理性主义以“反思”为知识生产的机制。因此，实证理论注重知识的客观性而批判理论注重知识的主体性，即使是在当代思想文化领域，崇尚感觉经验和崇尚先验理性的分歧，仍然依稀可辨。在文学研究界，实证理论要求用文献学方法大量搜集资料，以这些资料为佐证来解读文本；批判理论则要求预先建立具有本体论功能的元话语，以元话语为评估坐标来解读文本。运用实证理论方法的考据学把《红楼梦》视为作者的家世或自传，运用批判理论方法的评论派则依据历史理性把《红楼梦》视为封建末世的社会史。前者眼中，评论派的评论是一些大而无当的空谈；而在后者眼中，考据派的考据则是一大堆琐碎的材料。我们常常见到经验学科的学者指责逻辑学科的学者“没有学问”，而逻辑学科的学者则批评经验学科的学者“缺乏思想”。二者之不兼容，导致文学研究陷入一种方法论的二难处境。在文学研究中怎样做到既有学问又有思想，成了学者们的一大难题，前现代性时代的知识活动并未遭遇这样的麻烦，因为那时超验本体的绝对权威赋予了知识以整一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