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的研究时，韦勒克曾经指出一个现象，“他们（指马克思、恩格斯——引者注）的文学见解的年代顺序遭到忽视，两人的思想也尚未清楚地区分开来”[1](P281)。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与文艺思想的研究，基本上采取的是不加区分、笼而统之的态度。这里面又有两种基本的倾向：一是从美学角度入手，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关注的是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艺术社会学，比如李泽厚说：“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到卢卡契、阿多诺，从苏联到中国，迄至今日，从形态上说，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是种艺术理论，特别是艺术社会学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讲现实主义，论歌德，评拉萨尔的悲剧，评论《城市姑娘》、《巴黎的秘密》，提及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席勒、狄更斯、乔治桑等等，主要讲的艺术问题。”[2](P437-438)另一种做法是从艺术创作原则或审美规范入手，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和美学思想归结为“现实主义”，这种情况在中国学界十分普遍。[3]我们认为，忽视马克思、恩格斯美学与文艺思想的不同来源与构成及它们与20世纪美学、文艺理论的不同关联，把二者等量齐观，共同冠名为“艺术社会学”或“现实主义”的做法是不确切的，甚至是有害的；对马克思、恩格斯美学与文艺思想的关系进行再思考是有必要的。 一、马克思美学与文艺思想的来源与构成 马克思的美学和文艺思想具有多重来源与构成。马克思早年受到德国浪漫主义和欧洲古典艺术的熏陶。在波恩大学求学期间，他所选修的十门课程中有四门与美学有关：罗马和希腊神话；现代艺术史；荷马；普罗佩提乌斯的挽歌。德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威廉·施莱格尔是其中两门课的老师。马克思早年还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创作了100多首诗歌。虽然马克思后来对之评价不高，但这段经历对其一生的美学兴趣甚至思想发展、学术风格的影响不容忽视。美国学者维塞尔认为，浪漫主义力图在大地上建立的一种新的神圣文化和对救赎的追求是留给马克思的思想遗产，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神圣力量进行召唤，无产阶级“被确认为社会灵魂在绝对否定的国家中的神话诗学表象。这样的确认是象征主义之一，它赋予经验集团一种合格的新的根本力量，即神话诗学的效力。经验秩序上的革命行为变成了一种诗歌行为——创造出绝对价值，即一首社会诗的社会经验体现”[4](P244)。维塞尔甚至认为：“马克思真正的诗歌天赋在于创造了一个科学神话的能力，在于他以神秘的科学外衣戏剧化了人类的生存状态。”[5](P189)有人指出，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的著作集科学实证和激情想象于一体，“马克思将自己看做是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一个辩证法的诗人。……他透视人们的物质动机和利益，正是通过诗人和小说家而不是哲学家和政论家来实现的”[6](P8-9)。正如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7](P135) 以卢梭为代表的启蒙主义对马克思也有重要影响。这不仅体现在反抗压迫、追求人类自由和解放的精神层面上，也表现在论证逻辑上。启蒙哲学有一个惯常的论证思路，即认为“人的本质是从一开始就具有其全部规定性的既有的东西，但是它被社会生活的‘不真实的’制度改变了形态”[8](P35)，因而需要对这种不真实的制度加以改变。比如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写道：“人与人原本是平等的，就像其他各类动物，在种种自然因素使它们身上发生我们目前尚能观察到的变异之前，同类的动物从来都平等一样。”[9](P63)私有制使人变得贪婪，使人从“自然的人”变成“人为的人”。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开篇就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10](P8)。对人的“自然状态”的先在逻辑设定和“回归自然”的价值归宿就是一种典型的启蒙哲学论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私有制造成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使私有制社会成为人的史前史，而共产主义作为异化的扬弃是人的全面性的复归和感性的社会人的生成。在这里，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预设了非异化的人的真实的状态、异化了的人的非真实的状态、扬弃异化达到真正的社会的人的逻辑运演，与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论证逻辑颇为接近。 马克思与席勒的关系也是一个国内学界关注不够的话题。美国学者凯恩指出：“1848年之前的马克思的观点与其说更接近成熟期黑格尔，不如说更为接近席勒和古希腊传统，1848年之后马克思在许多方面与成熟期的黑格尔而不是席勒更为接近。”[11](P115)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其实，席勒不仅对早年马克思甚至对马克思一生的影响都依稀可辨。席勒《美育书简》对近代文明的批判和对审美王国的吁求，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论证的消除私有制和感性的社会人的生成一脉相通。而席勒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更是贯穿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始终。席勒把审美与人摆脱物质羁绊所获得的自由联系起来，他说：“对实在的需求和对现实的东西的依附只是人性缺乏的后果，对实在的冷漠和对外观的兴趣是人性的真正扩大和达到教养的决定性步骤。首先这是外在自由的证明，因为在受必然和需求的支配时，想象力就被牢固的绳索捆绑在现实的事物上，只有需求得到满足时，想象力才能发挥毫无拘束的能力。其次这也是内在自由的证明，它使我们看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不依赖外在素材而由自身产生，并有防范素材侵扰的充足能量。”[12](P133)“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13](P90)而马克思也以人类能力的充分发展为自由的根本内涵，以对物质必然性的超越为实现自由的前提，“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14](P926-927)。在这里，马克思与席勒的看法很相似，满足物质需要的自由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自由存在于物质生产的彼岸，而这个自由的获得与工作日的缩短和随之而来的闲暇、游戏及审美活动相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