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人生论美学,我个人的见解就是将审美与人生相统一,以美的情韵与精神来体味创化人生的境界。也就是在具体的生命活动与人生实践之中,追求、实现、享受生命与人生之美化。因此,人生论美学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建构,它也必然是一种价值上的信仰和实践中的践履。它要解决的不仅是审美的学理问题,也是人生的状态与意义问题,追求的是生命的诗化和向美攀升。 一 在西方,“美学之父”鲍姆嘉登认为美学是“指导低级认识能力从感性方面认识事物”的“知觉的科学”①,它的任务是研究感性认识的完善。事实上,在鲍姆加登之前,把美的问题归于认识论的科学主义倾向在西方就已存在。鲍姆加登之后,“美是什么”的追问进一步被纳入知识论的体系之中,以主客二分的立场、科学主义的方法和自然主义的态度,试图解决这样一个本原的问题。欧洲经典美学尽管被区分为经验派、理性派等诸种,但从方法论角度看,大都可归为认识论的传统,即将把握审美现象的最高价值视为认识真理。 但是,“科学的美学”并不能给予审美问题以科学的结论,相反,自柏拉图以来,科学主义的追求美的真理性的诘问,使问题的探讨者们陷入了深深的自扰之中,以致发出由衷的慨叹:“所有美的东西都是困难的!”②科学主义的知性分析的方法使审美活动成为静观的有限的经验对象,而失掉自由的本质和丰富的体验性。康德以反思判断为前提,树立起了自己美学的旗帜——情感。他将客观的“美是什么”的问题转换成主体的“审美何以可能”。康德强调了情区分于知与意的独立性,为审美自主确立了前提,同时也确立了对人与世界二分关系的否定。康德把主体体验的愉悦与否视为审美判断的根本标准。他说:“没有对于美的科学,而只有关于美的批判,也没有美的科学,而只有美的艺术。”③作为西方美学的重要转折点,康德美学追寻的不是美的客观必然性,而是美的主观必然律。康德以降,柏格森的生命美学以直觉的生命创化为美之本原,也是与科学主义美学的重要分水岭之一。康德、柏格森对主体之内在情感自由、生命之精神创造自由的追求开创了西方现代美学的新传统,也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美学精神的确立。 中国美学的学科建设,严格意义上应自20世纪初王国维、蔡元培等引进西方美学学科术语与理论始,但若论对美的问题的思考与审美实践的践履,则历史弥久,有着自己民族的特色。与西方美学的科学主义传统不同,中国美学思想的基本传统是关怀人生、关注意义的。中国人对美的思考是人生思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古代美论往往也是一种人生境界理论和人格审美理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为重要代表的儒道两家,尽管在价值取向与表现形式上不尽相同,但它们都体现出关怀人生、关注人格、追寻意义的共同立场。理想(审美)人格实现处也即审美(理想)人生实现处,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哲学精神与美学精神。 孔子的学说在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学说,但却内蕴着审美的精神。孔子主张将“道”、“德”、“礼”、“仁”的追求和修养都内化为“游”之“乐”,即经过情感的转化由外在的规范而成内在的自觉。这种“乐”的本质在于将个体生命融入到历史、宇宙的宏大进程中,融入到群体、社会的广阔图景中,从而使个体生命的得失、忧乐、存亡都有了更广阔的参照系与更崇高的目标。这就是“仁者不忧”之“乐”,是在利他中达到精神之“乐”,是“乐”在“尽善尽美”,在道德与责任的圆满中完成人格与生命的升华,从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神自由与情感舒逸。因此,“乐”既是儒家审美人格的理想追求,也是儒家审美人生的终极境界。与儒家追求的伦理审美哲学不同,道家钟情的是自然审美哲学。“游”是庄子钟情的一种生命存在形式和生命活动方式,它具有“戏”的无所待的自由性,而“逍遥”是对这种无所待的自由状态的描摹。“逍遥游”不是某种具体的飞翔,它象征着不受任何条件约束、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精神的翱翔,因此它也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消解了物累的心灵自由之“游”,这是一种物我两忘而与天地为一的达“道”体“道”的具体状态。人与“道”契合无间,那就是无待之“游”。达“道”也即体“道”,是融入生命之中与万物并生而“原天地之美”。 儒道文化均非专门讨论审美的问题,但儒家所主张的以美善相济使生命获得永恒的意义、道家所主张的以生命体验和精神翱翔来实现生命的自由和本真的思想与视角,却对中国文化的审美传统产生了深刻影响。20世纪以来,西方各种美学学说纷至沓来,尽管科学主义与认识论传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康德的情感学说、柏格森的生命学说等同样影响甚广。中国现代美学史上,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宗白华等诸位大家,几乎都承续了民族美学的人生关怀传统,不同的是他们又融合了康德、柏格森等的情感论、生命论等新维度。他们创构了“趣味说”(梁启超)、“境界说”(王国维)、“情趣说”(朱光潜)、“意境说”(宗白华)等富有民族特色的现代美学学说,从民族现实出发着意于以审美来切入人生实践,主张通过美与艺术来涵养整个生命与人格境界,追求把丰富的生命、广阔的生活、整体的人生作为审美实践的对象和目的,追求人生之现实生存与审美超越的统一。这些富有民族情韵的现代美学学说不仅成为中西美学传统交融和新创的重要代表性成果,也成为当时诸多知识分子孜孜践履的实践方向。同时,也正是这些学说拉开了现代意义上中国人生论美学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