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是指由西方共产党和西方进步的知识分子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总结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社会，寻找一条适合西方革命和人的解放道路的哲学和社会政治理论思潮。以后这股哲学和社会政治理论思潮又逐渐影响到文艺理论、美学乃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并且至今还在产生着影响。 一 我国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人物和早期著作并不陌生。早在1940年12月，胡风就在他主编的《七月》杂志上发表了吕荧所译的卢卡奇的长文《叙述与描写》。在此之前，他已经根据熊泽复六的日译本翻译了卢卡奇的《小说的本质》（现通译为《小说理论》）的一部分，并有机会接触《左拉与现实主义》等卢卡奇的为数不多的作品，他以自己敏锐的理论视角注意到了卢卡奇等人的思想火花。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在我国是作为修正主义思潮加以批判的，即便是经过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新时期，当我们可以重新理性地探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时，我们还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无谓地讨论着“西马非马”等一类似是而非的问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难以定性”。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看待这一社会思潮呢？ 首先，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看，它反映了在不同于东方社会条件下，西方共产党、党内外一批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一战”后，共产国际在西欧推行布尔什维克化运动，西欧各国按俄国革命模式进行的革命相继失败。对此西方共产党和党内外先进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反思。葛兰西指出：同俄国相比，西方国家资本主义较发达，其统治不仅仅依靠暴力，而且还通过市民社会，用意识形态来削弱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初生而未成熟的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存在相适应的关系，国家一旦动摇，市民社会强大的堡垒立刻显现。国家只是前沿堑壕，它的后面有强大的堡垒和工事的体系，在西方其统治是总体统治。与此相应，西方革命模式也应是总体革命，而文化心理革命是经济革命的前提和基础，西方由此而建立另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可见，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对西方革命显得尤其重要。对此，恩格斯晚年曾经指出：“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最近五十年的历史，已经使我们领会了这一点”。①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由此在哲学理论上强调主体性和辩证法，把理论的主题转向了意识形态和文化批判。 其次，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看，“二战”后，由于科技革命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极大地改变了西方社会结构和危机的表现形式，体现出和古典资本主义不同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1）国家垄断资本和私人垄断资本“融合”更加紧密，它们共同参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减少经济危机的损失，共同获取超额剩余价值；（2）资本主义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分成日益复杂的阶层和利益集团。白领工人比起蓝领工人，有较高的收入、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其生活方式与传统产业工人也有明显的差别，再加上西方国家战后的社会再分配和福利、职能的发展，西方社会普遍贫困化的趋势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由白领阶级组成的中产阶级，他们一方面求稳怕变，另一方面由于生产科技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西方社会出现了“白领失业浪潮”，这对他们产生了较大的精神压力。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的取舍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产生了较大影响；（3）由于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工人和整个社会在资本主义高生产、高工资、高消费的引导下，社会向消费主义方向发展，产生了非政治化倾向，再加上西方意识形态作用的加强，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淡化、弱化；（4）由于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对自然的过度开采，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问题；享乐主义的指导思想和生活方式，也给人才带来了严重的精神问题，生态问题和精神问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两大突出难题。而社会生产一体化、整体化趋势和个人个性化自由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当代西方表现得尤其突出。 上述问题不可能不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思考、探索，其理论形态和理论主题势必会同处在东方的我们，也同马克思、列宁的时代有所差别。由于西方社会的上述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把他们理论关注的焦点转到文化哲学和意识形态批判上。正如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说来，似乎令人困惑地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轨道。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不断从哲学转向政治学和经济学，以此作为他理想的中心部分；而1920年以后涌现的这个传统的继承者们，却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② 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这种转换，我们应结合西方社会面临的问题予以科学的分析。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由于资本主义正处于它的早年时代，其统治主要是依靠暴力，且处理政治、经济危机的能力相当有限。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导致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马、恩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矛盾，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给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提供理论指导。因此，马、恩把他们的理论重心从哲学转向经济和政治学上。而“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相对稳定，科学技术的发展增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活力，资本主义应付事变的能力和技巧日益成熟。资本主义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提供一套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并从中输出其意识形态，使人们盲目追求物质生活消费，在全社会造就了一种和人类自身真正存在无关，让人放弃自由渴望的“虚假需求”。可以说，西方社会对人的统治是全面、总体统治，其中意识形态的作用越来越强。它使得资产阶级的道德价值观念对工人阶级有较大的影响，而工人阶级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工人阶级只有把在经济生产、生活中和资产阶级产生的矛盾冲突，通过政治批判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才能最终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前提条件。再加上当代西方社会阶级结构的分化和重组，使西方革命呈现出更复杂的面貌。这一切说明西方革命要取得成功，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至关重要。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转换正反映了他们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同西方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寻求人的解放之道的探索和努力，是有其合理性的，也是坚持辩证法的必然结果。只有坚持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具体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处的历史条件，才能对他们的理论做出科学的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