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09)10-005-010 如果说20世纪以来的世界是一个动荡和突变的世界，那么近60年的中西文艺理论发展则呈现为动荡中有相对稳定、突变里有轨迹可循的运行态势。透过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双重视域，将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理论现象：过去60年的中西（外）文论呈现为“逆向行进终而合流”的历史走向。 一 回顾60年来的中西文论史就会发现，在建国后的前30年里，我国文艺理论发展的主流始终坚守的是“社会本位”，而这个时期的西方文论的中心范式则秉持“艺术本位”的学理建构路向，中国的“向内转”和西方的“向外转”成为这个历史时期中西文论发展的基本格局。 新中国文艺的基本走向是在全国解放前夕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奠定发展基调的。1949年7月，解放区和国统区的800多名文艺工作者云集北平，总结我党领导的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为新中国的文艺发展做了思想、观念和舆论的准备，其基本的观念支撑点是坚持延安文艺社会本位的文艺功能观，使文艺更好地为社会大业服务。党中央为第一次文代会所发的贺电，就号召全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1](P567)朱德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致词说：“文艺学艺术工作者在将来的新时代中，要担负比过去更重大的责任，这主要的就是用文学艺术的武器鼓舞全国的人民，首先是劳动人民，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改正缺点，来努力建设我们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国家。”[1](P567)文艺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体——以工农兵为核心的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一直是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发展的主旋律。 事实上，在理论批评建设领域，从20世纪初叶的戊戌维新运动开始，文学理论便开始突破叶燮、王国维等人的古典诗学传统，表现出“向外转”的趋势。“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德先生”、“赛先生”，目的正在于“开通民智”的社会启蒙；30年代中华民族的救亡大潮更是把文艺引向历史忧患的社会本位；40年代的延安文艺传统的社会本位功能指向在后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被演绎为极左文艺思潮，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的“文革”结束，直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出现根本转机，开始为狭隘的文艺社会本位论实施修罅和纠偏，继而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社会思潮为极左的文艺观画上句号。 而同时期的西方文艺美学在理论观念的指向上刚好走的是一条相反的发展思路。从20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开始一直到70年代，以欧美为主导的西方文论的主流走的基本上是一条“向内转”的艺术本位的路子。从布拉格学派到法国结构主义，从英美新批评、符号学到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和诗学始终关注的是文学本身，关注文本，尤其是文本的语言、结构、象征、张力、反讽、复义等“文学性”的技术问题，而把作者、社会、历史背景研究等视为“意图谬误”或“感受谬误”。俄国形式主义者如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姆、雅各布森等人把文学研究的重心放在文学语言、词语类型的组成方式及其所产生的语言效果上。新批评派代表人物如瑞恰兹、兰塞姆、维姆萨特、布鲁克斯、沃伦、韦勒克等，都把文学作品当作与外界隔绝的自给自足的有机体，主张从文学形式特别是语言形式入手，由内向外，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来探究作品内部各部分的关系，而排斥对作品文本以外的社会因素、作者因素或阅读因素等作任何形式的解读。发端于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和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理论的结构主义文论，在罗兰·巴尔特、托多罗夫、拉康等人理论建构下，仍然秉持“作品本身”的研究视角和学术立场，把艺术品当作一个符号结构系统看待，认为一个作品系统的个别成分只能由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决定，研究文学应该在特定结构模式内部根据文本上下文(context)关系产生的自组织功能来判定，不能借助于历史事件、生平传记、社会思潮等外部材料来确认作品价值，作品本位始终是他们文论研究的核心逻辑支点。这个时期在哲学和美学领域出现的存在主义、现象学、阐释学、分析美学、符号学，以及60年代后源于康士坦兹学派而兴起的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理论以及解构批评等，不仅与此前的文本研究渊源有自，而且它们事实上也成为西方文论从“作品本位”转向后来的“社会本位”的诱因和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以后，中西文论研究的走向出现了新的逆转：当中国结束极左文艺思潮，文论研究沿着“拨乱反正”的路向重建理论自信、回归文艺研究本身、出现“向内转”的艺术本位和纯美倚重的时候，西方文论却出现“向外转”的理论趋向。大抵可以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为标志，西方思想界开始关注罢工与人权、就业与工资、技术与生存、社会平等与移民权利、工人阶级、学生运动、性别政治、政府与保安队等等社会问题，文艺研究与文化研究开始结盟并在这一“社会底板”上互为彰显和相互支撑。一时间，女权主义文论、黑人批评、后现代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批评、少数话语、文化多元主义等成为20世纪末叶以来西方学术话语的热门话题。这时期西方最著名的文化思想家如英国的伊格尔顿、利维斯、威廉姆斯，法国的拉康、德里达、福柯、阿尔都塞，美国的马尔库塞、杰姆逊、赛义德等，他们的思想聚焦常常是性别、种族、政治、权力、身体、性、媒体、消费、解构、后现代等问题。希利斯·米勒在《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一文中曾概括过这种现象。这与我国在80年代初出现的文学“向内转”趋向是大相径庭的。上个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有着特殊的国情：“文革”结束和“四人帮”的被粉碎使中国人民从噩梦中挣脱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极左文艺得到清理，文学迎来了新的春天，文学界在价值重建中开始了文学复兴之梦。1979年4月，《上海文学》率先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对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命题提出了质疑，引发了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大讨论。紧接着，关于“写真实”和歌颂与暴露问题的讨论使文学创作突破了一个个艺术禁区，走向了自由和开放的新格局。关于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又使文学冲出封建蒙昧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的阴霾而开始了新的文学启蒙和人性复归。在创作领域，以伤痕文学为滥觞，催发了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现代派文学等一个个波澜壮阔的文学浪潮，从而让“文学本位”的创作立场和“关注艺术本身”的研究范式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学标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