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艺学的知识生产与知识建构问题引发了诸多的争论①，学者们殊途同归地发现了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随着社会语境与文学生态的变换，中国当代文艺学面临着多种学术资源融汇与整合的压力，更面临着当代文化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巨大挑战，在文学理念、思维形式、研究方法、话语体系、表达方式等方面面临着时代与自身理论生命力的双重挑战，由此出现了知识生产与知识建构的危机与焦虑。本文试图探索这种“焦虑”的背景与成因，以期为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走出焦虑的“危机”提供一种思考的方式。 一 “文艺学危机论”：一个反讽的命题 “文艺学危机论”是当下文艺学界广泛讨论的命题。所谓的“危机”包含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随着中国当代审美文化向纵深发展，中国当代文艺学的知识话语、运思方式和理论思维正日益失去对现实文化经验的解析能力，文艺学知识生产和建构已不适合当代文化经验的突变，文学理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与人们现代文化体验间的距离日益明显，出现了“理论消亡论”的危机。(2)伴随着消费文化的崛起，中国审美文化现实快速进入了一个极度感性化、肉身化和平面化的历史时段，审美文化研究越来越体现出把握当下文化体验的优势，文艺学研究面临文化研究的挑战。(3)当代技术与传媒力量日益发达，传统的文学和文学理论面临着电子媒介的挑战，出现了所谓的“文学消亡论”。(4)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影响了文艺学知识建构和传授方式，文艺学研究存在着“宏大叙事”的困境，文艺学知识生产和建构面临自身理论生命力的危机。 “文艺学危机论”是一个“反讽性”的命题，其“反讽性”就体现在它是在“繁荣”的假象中展现出了种种的困境，这种困境不仅仅来自异域文化思潮与理论思潮的压力，还在于理论话语的深入遭到了有效性和共识性的挑战，知识生产和知识建构与当代审美文化现实之间出现了裂隙。这些困境一方面影响了文学理论问题本身的探讨，另一方面也影响着当代文学研究格局中文学理论乃至文艺学学科的生命力。目前学者们迫切要求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却收效甚微，甚至让困境愈演愈烈。为什么“文艺学危机论”会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文艺学知识话语繁荣的时刻？这是首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从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现实来看，这并不是空穴来风的论断。从整体上看，经过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理论论争与建设，如人性论主题的重新确立、文艺学方法论的突破、文艺学主体性问题的论争等等，中国当代文艺学逐渐摆脱了长期以来极左语境对文艺观念的禁锢，开始努力建构自己的品格，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但是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到如今，文艺学研究也并没有完全规避知识论和思维方式上的诸多问题，对单一性政治阐释观念的逆转在短时期内强化了文本审美特性意识的同时，也在审美复杂性问题的认识基点上出现了文学本体论研究的困境。而且随着西方文论的融入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当代深入，这说明当代文艺学研究在多重历史语境中还面临着一定的话语压力和困境，而从当代文艺学研究现状而言，理论观念和思维方法层面上的痼疾也导致了知识生产与知识建构层面上的困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在整合多种文论资源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理论话语的过程中存在着知识生产上的重复倾向，知识建构过程在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上难以实现根本性的变革；二是文艺学研究对具体的文学生产、文学理解与文学接受层面上的问题并没有实质性的把握，文艺学知识的逻辑建构和表达难以在现实文化语境的变迁及文学经验的裂变中展现知识更新的能力；三是对文学的政治阐释语境的突破不排除矫枉过正的倾向，使得文艺学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建构的整体观念与当代现实文化经验的裂隙不断加大，也使文艺学内部知识的更新与研究范式的转换出现了面对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困难。这些困境集中体现了中国当代文艺学在逻辑建构与理论效应上的两难，既无法忽略多重的理论资源又难以找到创造性融会贯通的道路，既无法回避当下文学经验的现实性又无法找到在整体上把握现实文化经验的有效途径，因此它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如何应对理论的危机与困境问题，而且还涉及如何理解当代文艺学的学科定位、当代文艺学研究如何面对文学理论知识系统中的古典意识和古典情结等复杂的问题，特别是现当代文论以什么样的话语方式与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建立有效的交流机制问题，在这种情形下，“文艺学危机论”其实是代表了一种普遍的文艺学研究的焦虑意识。 二 文艺学研究的焦虑意识及其表现 文艺学研究的焦虑不同于通常的“文学的焦虑”。“文学的焦虑”在任何时代都会存在，它是一种特殊的时代病。即使在文学高昂的时代，比如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时代、20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以及现代主义文学时代，文学的焦虑也是存在的。文学的焦虑反映了特定时代的文化矛盾。在文化上升时期，作为社会个体的作家知识分子困囿于时代大潮的风云变幻，他们的焦虑既是一种文化上的困惑，也是一种哲学上的思考，还表达了一种特殊的精神使命感。歌德、雨果、波德莱尔、左拉、王尔德、本雅明、卡夫卡、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作家都在特有的文化时代表现过这种焦虑。在特殊的文化时代，“文学的焦虑”体现了作家作为一名社会知识分子特有的文化期待，展现了文学家对社会历史现实的忧患意识以及自身精神存在的价值标识。正像美国作家福克纳所说，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职责就是能够表达时代的怜悯、希望、勇气和抗争，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才是不朽的②。文艺学研究的焦虑却传达了不同的讯息，它恰恰体现了文学理论思考的混乱和飘移，体现了文艺学研究在某个时代失去了把握文学生态与文学生产的敏锐性和恰当性。目前这种趋势虽然也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特别是有些典型的文学理论探讨试图在规避这种危机和焦虑，但往往是在理论问题的深入中面临着更深入的危机挑战。我们拿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为例来说明。 中国当代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是一个引起了较多关注的理论观念，它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家在整合当代多种文论资源中重新进行理论建构的努力，其最大的理论价值是在突破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思维方式的同时，在文艺学的理论观念、思想方法和思维模式有很大的进步，使文学理论话语基本上摆脱了长期以来制约理论观念深入和思想方法创新的工具理性，在思维方式上则打破了传统文学反映论的僵化观念，从而在理论研究过程中比较注重哲学基础与理论问题的思辨、文学理论建构与文学事实的变异、理论范式的演进与当代视野的融合等更深层次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③的出版、再版、修订以及大范围的使用为标志，审美意识形态理论进一步得以推进。《文学理论教程》进一步强调了文学研究在对象、内容和形式上的特殊性，并充分考虑到文学创作在主体层面上的能动性、精神心理层面上的无意识特性以及语言符号运用上的个别性，从反映的对象、反映的目的、反映的形式等方面更加深入地探究了文学的本质属性问题，从而使当代文艺学研究在理论建构与知识话语层面上有了很大的改观。中国当代审美意识形态理论还体现了对多种文论资源整合的努力，如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对古代文论与西方现当代文论都有借鉴与引入，如“文学的话语蕴藉属性”、“文学作品的类型和体裁”、“文学作品的本文层次和文学形象的理想形态”、“抒情性作品”这些章节对中国古代文论观念引入较多；“文学创造的主体与客体”、“叙事性作品”、“文学风格”、“文学接受”等对西方文论有较多的借鉴。还有就是较多地展现了本土理论的色彩。中国当代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对具体的西方的审美意识形态观念没有过多地引进，甚至对有明显类似理论观念的英国学者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理论也没有涉及，而是体现了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者基于中国特有审美文化观念的理论建构，如钱中文先生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就是如此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