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文论界，“理论终结论”颇为流行颇有市场。“告别理论”已成为近年来我们文论界一些同仁的一种心态或一种姿态。不少人认为，这是由于文论界的一些理论著述扩张越界随性代言，一些学者所言说的话题无所不及，在泛文化批评的海洋中忘情流连。这一扩界与越位，是有负面效应的：一些人心目中，今日文论已经声名狼藉。这一现实，在滋生人们对当代文论的厌腻。这一解释不无道理。然而，一些人之所以要“告别理论”，恐怕还有一些别的缘由。其中之一，就是对文学理论已经没有期待：没有什么大的思潮，没有什么大的转向。思潮缺失，转向不见，似乎就是文学理论已然沉寂的症候，甚至寿终正寝的信号。这一心态，更在滋生人们对理论的失望。对理论的厌腻，对理论的失望，则形成一种合力，产生一种“理论疲劳”。加上有大师俨然宣布“理论终结”，有大师的粉丝在传布“后理论时代”降临，一些人便与时俱进，决意要“告别理论”，而迅速转向，进入“后理论”的新时代。 一 所谓“后理论时代”，想必有别于“理论时代”，一如“后现代”之于“现代”，或“后结构主义”之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之于“殖民主义”。这里的前缀“后”，大概不仅意味着一种区隔、一种差异、一种否定，恐怕也意味着一种超越——自然是反思之后的超越，一种承续——自然是扬弃之后的承续，或者说，一种“延异”——那种既解构而又建构的“延异”。以这一视界来看，反思，反思文论界种种理论的流变，也反思文论界理论研究的路径，或许是一件颇有现实意义的话语实践。要反思的问题不少。其中，“思潮”与“范式”的关系，“文本解读”与“理论建构”的关系似乎比较紧要。通俗些说，我们为什么总是在期待着“思潮”更替转向？为什么如此容易走向“文本”与“理论”之非此即彼？ 多少年来，我们习惯于用“思潮更替”来概括文学发展的进程，从“思潮斗争”的角度来进行文学研究。比如，现实主义的思潮与浪漫主义的思潮，现实主义的思潮与现代主义的思潮，现代主义的思潮与后现代主义的思潮，等等。这种一分为二的划分，似乎不证自明而天经地义。我们的不少著述都在言说：过去整个一百年文艺学的发展就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思潮的斗争较量。这种概括是不是准确无误？我以为，这个一分为二的概括就值得反思。多少年来，我们习惯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思维定式：不是现实主义就是浪漫主义，不是现代主义就是后现代主义，不是科学主义就是人文主义。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引领我们在进行具体文学批评时习惯于一分为二地贴标签，在对作家、批评家、理论家的创作进行分析时习惯于以思潮论以“主义”分营垒。其实，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不能等量齐观，就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很不一样，人文科学的研究方式、考量方式和价值实现方式都有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地方。哲学上的一分为二和政治上的东风西风两分法，套用在人文科学上未必总能说得通。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或者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非此即彼的思潮较量框架，套用到文学研究中未必总能令人信服。 那么，怎样走出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呢？应该看到，思潮还是处在现象层面的。“思潮论”是比较粗放而失之于简化的。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文论研究，都应该透过一个个思潮——诸如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解构主义，去找到更深层次上支配这些思潮变换的基因，找到那种超越“思潮论”认知框架的理论视界。这，也许就是范式。通观当代文学研究这一话语实践，至少有三种旨趣不同的基本范式。 其一、解译范式。它关心作家述说了什么，表现了什么，反映了什么或再现了什么。这种范式推重的是作品的思想内涵，把文学看作“载道”的工具，突出的是文学的宣传、教化和认识功能。这种范式，至少包括社会学文论、心理学文论和精神分析文论。这种范式的旨趣，概括地说，就是追问作品文本写了什么。 其二、解析范式。它关注故事是怎么讲的，而不是故事讲了些什么。这种范式倾心的是作品的审美方式与制作工艺，譬如，材料的加工，手法的运用，情节的编织；它要解析文本如何表现、如何反映或如何再现，要解析文本的结构方式、作品的生成机制，要谈文学性。它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一个自主的、自足的、自律的、自成系统的机体。这种范式的旨趣在于探析：文学作为一门话语艺术，其审美功能是怎么实现的，所谓化“胸中之竹”为“纸上之竹”的过程是怎样的。这种范式，至少包括语义学文论、符号学文论和叙事学文论。 其三、解说范式。它要探究的是，讲故事的人是谁，她／他为什么这样讲而不那样讲，她／他是在怎样的背景和场合中讲，也就是留意作品的“前文本”和“潜文本”。一方面，这种范式追问作者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在叙述的故事背后的动机、意图或客观效果是什么？另一方面，这种范式还关注读者对文本的接受，对作品的建构，即读者对文本可能有的种种解读。在这种范式看来，文学文本是开放的，在召唤多方位对话的、多链环的语义场。从语言学上来讲，同样的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下其语用效果是不同的。从文学学来看，在这个范式里面我们就要讨论文本的“互文性”，关心“文学场”的生成、关注文学话语的权力效应。所谓“从一个文本甚至一个人物谈起，从一个故事甚至一个场景谈起”。二十世纪后下叶，欧陆文论尤其是法国文论、英美文论尤其是美国文论流派林立，主义纷呈，“文学理论”扩张为“批评理论”，扩张为“理论”。新历史主义文论、后殖民主义文论、一潮又一潮的女性主义文论，就是透过文学甚至是跨过文学的解说式文论。解说范式的文论多半已经不再驻足于文学文本，不再关心文学作品的审美维度，其兴趣焦点在于追究作者这样写、故事这样讲、讲故事的人的意图是什么，故事这样讲出来意味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