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09）08－0077－03 对“公共论域”这个概念，这里不做经院式的考辨，它的通约性可以直接进入问题。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与批评，一直存在着与公共论域的关系问题。也就是通过媒体交换意见，表达对文学和批评的不同判断。在1980年代初期，由于媒体功能和掌控的绝对性，以及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蜜月”关系，除了公开批判背离主流文学的“异端”现象和思潮——比如对《苦恋》、《在社会档案里》、《假如我是真的》以及对“人道主义”、“异化”的批判、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等，文学在媒体中的形象总体来说还是正面的。198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上，对十年来文学取得的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李泽厚甚至认为，新时期文学的十年，是继‘五四’以来新文学历史上最辉煌的十年，其成果无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超过以前，在艺术上和思想上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唐达成在代表中国作协的讲话中也认为，十年来我们的文学经历了从复苏到兴盛的空前发展，今天已迅速进入到建国以来最繁荣活跃的新时期，他特别强调，这个新时期应以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与上述表述略有不同的是张光年和朱寨，他们认为，新时期文学也许并非是社会主义文学最光辉的十年，但它无疑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十年，是文学起死回生、青春焕发的十年，是‘五四’以来又一个开放的时代。”① 虽然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被称为“黑马”的刘晓波在同一时间提出“新时期”文学面临着极大的“危机”的论断，他认为：“不打破传统，不象五四时那样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中国人的生命永远摆脱不了理性化和教条化的束缚，文学就没有真正发展的一天。”② 但当时作为“非主流”的声音，虽然它在青年群体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但面对肯定的主流还构不成挑战或威胁。 这种情况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历史上是很特殊的。在那个时代，文学的问题还没有、也不可能全部呈现出来。除了意识形态的规约之外，流行文化或通俗文艺还没有构成与文学和批评的竞争关系。那个时代的流行文化或通俗文艺的合法性还是一个问题，邓丽君或“书摊文化”还处于“半地下”状态。这种情况使1980年代的文学和批评在公共论域几乎没有有力的竞争对手，与意识形态密切缝合的改革开放初期文学在那个时代几乎一枝独秀。1980年代中期文学的分化，是文学为了寻找新的出路放缓了速度，部分文学，比如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等，分离了与社会同步的对应关系。这一变化使文学具有了两面性：一方面是文学不再直接地参与公共事务，不再对现实直接发言；另一方面，文学开始建构起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文学的政治”。“文学的政治”在践行的同时也构建了新的批评标准，统一的文学批评尺度就是在那个时代结束的。但1990年代以后，流行文化或通俗文化的合法性逐渐被承认，过去潜伏“地下”或“半地下”的流行文化迅猛地走向前台，几乎占据了消费文化的全部空间。现在被普遍认同的文学的“边缘化”，就是在这个时期成为现实的。 文学重返公共论域或再度引起整个社会关注，是1993年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这场讨论出于对中国社会精神状况和文化状况的忧虑。比如普遍的人格萎缩、社会批判声音的消失、艺术与文学趣味的粗劣等。虽然那时的讨论对中国的社会现实都普遍缺乏切实的了解，使讨论一度陷于排队划线、更多的是在情感立场上展开，取得的学术性成果不多。但时至今日，回头看那场讨论提出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缓解，而是变得越来越严重。人们对意义世界和价值观念的问题变得更加茫然。这种与现实建立关系的讨论，才使它有可能进入公共论域。这场讨论从开始至今整整十六年，十六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但人们在精神领域的变化究竟有多大是值得讨论的。包括当年参与讨论的学者，在社会结构中大多成了“中等阶层”，这些人的生活圈子也基本在这个阶层展开。他们的“生活经验越来越狭隘，缺少与社会下层的血肉联系。一个这样的在精神上越来越狭隘的人，他很自然就会逐渐远离那些尖锐的社会和时代问题。”③ 多年以来，文学的阅读处在越来越低迷的状态，与文学没有能力提出或处理当下生活中的尖锐问题是有关的。 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媒体中对1990年代以来文学否定的声音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最集中的否定不是来自普通读者，而恰恰是包括文学研究者在内的“知识精英”群体。最集中的是发生在2006年的几起批评事件：一是《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当代中国文学脱离现实》的综合报道，“思想界”的学者认为：“中国主流文学界对当下公共领域的事务缺少关怀，很少有作家能够直面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最可怕的还不只是文学缺乏思想，而是文学缺乏良知。”“在这块土地上，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小说家中，还有没有人愿意与这块土地共命运，还有没有人愿意关注当下，并承担一个作家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④ 其次是岁末，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被歪曲地报道之后，国内作家、批评家作出的激烈反应⑤；第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先生为该所“文情双月评论坛”所写的开场白：“为当今文学洗个脸”。这几起文学批评事件的态度和倾向大体相同。思想界对当下文学创作几乎作了全面的否定，而且言辞激烈；在顾彬的“垃圾门”事件中，尽管前提并不是真相的全部，但后来顾彬说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当代文学是二锅头，对当代文学还是否定的；而杨义先生对当下中国文学的批评，却是一个没有被歪曲的“中国顾彬”。他说：当今文学写作正借助着不同的媒介在超速地生长，很难见到哪一个时代的文学如此活跃、丰富、琳琅满目。这是付出代价的繁荣，大江东去，泥沙俱下，不珍惜历史契机，不自尊自重的所谓文学亦自不少，快餐文学、兑水文学，甚至垃圾文学都在不自量地追逐时尚，浮泛着一波又一波的泡沫，又有炒作稗贩为之鼓与吹。于是有正义感的文学批评家指斥文学道德滑坡和精神贫血症，慨叹那种投合洋人偏见而自我亵渎，按照蹩脚翻译写诗，在文学牛奶中大量兑水，甚至恨不得把文学女娲的肚脐以下都暴露出来的风气。我们不禁大喝一声：时髦的文学先生，满脸脏兮兮并不就是“酷”。在此全民大讲公德、私德、礼仪的时际，我们端出一盆清凉的水，为当今文学洗个脸，并尽可能告知脏在何处，用什么药皂和如何清洗。我们爱护这时代，爱护其文学，爱护时代和文学的声誉及健康，故而提出“为当今文学洗个脸”的命题。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