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论在中国六十年（1949—2009）

      置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年这一特定时刻回望，可以清晰地见出外国文论在中国现代文论历程中刻下的深深印记。当然，严格说来，这与其说是外国文论自身留下的印记，不如说是中国文论家利用外国文论所留下的印记。我们知道，进入晚清以来，特别是梁启超在西方影响下标举“小说界革命”以来，中国文论面向外国文论不断开放和由此产生的相应变化，都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些影响和变化究竟如何，则是需要回顾和思考的，同时也是见仁见智的。无论如何，要完整地认识中国现代文论的发展，如果不尽力弄清外国文论在中国的具体情况则是不可能的。特别是1949年至今的六十年间，外国文论在自新生而届花甲之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历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影响对中国现代文论的发展究竟有何作用，都需要予以认真分析。但限于篇幅和水平，这次分析也只能是初步的。

      一 六十年里四次转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意味着国家统一为中国现代文论的生长提供了新的整合的体制土壤和发展目标。如果说，之前由于国内革命与战争形势的作用，中国现代文论置身在一个零散、分裂及不确定的国家体制框架中，那么，正是从此时起，中国现代文论终于拥有了统一的国家体制的规范，而相应地，外国文论在中国的作用也开始服从于统一的国家意志的节制和新的文化建设任务的要求。具体说来，从外国文学理论范式在中国的影响轨迹看，这六十年中国文论大约经历了两次明显的大转向：第一次转向是1949年起的苏化转向，第二次则是1979年起的西化转向。不过，如果从更具体的层面看，西化转向内部其实还可以细分出若干转向，这是因为，越来越深入的改革开放进程，把越来越近便并且正在进行中的当下西方文论引进中国。这样，总的看来，两次转向之说需要让位于更加具体的四次转向之说。

      第一次转向为1949至1977年苏联文论范式主导期。那时期文艺界的主要任务，根据1949年7月2日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统一表述，是建立和发展“人民的文学艺术”①，而这正是新的国家政治与社会体制所需要的。文论的任务就是为“人民的文学艺术”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诞生提供思想资源。这种文论在当时条件下只能从苏联范式中寻到合适的范例。这一点加上此后陆续发生的“创作方法”、“真实性”、“典型性”、“形象思维”等理论争鸣及“美学大讨论”，都无一例外地是面向苏联文论范式获取思想资源的。当然，由于不满足于苏联文论这一单一资源，人们也注意向马克思所推崇的德国古典美学以及列宁所重视的俄罗斯19世纪文论家“三斯基”（即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求助。

      第二次转向是1978至1989年西方前期现代文论范式主导期。由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饱受“文革”浩劫困扰并企望摆脱苏化范式束缚的现代文论，得以向外寻求新的思想资源。于是，过去一度被禁锢的西方生命美学、直觉主义文论、心理分析文论、新批评、结构主义文论、现象学文论、存在主义文论等文论与美学资源，便从敞开的大门蜂拥而至，一时间蔚为大观，给予中国现代文论以极大的冲击和启示。

      第三次转向是1990至1999年间的西方后期现代文论范式主导期。以“符号学”、“后现代”、“文化研究”、“后殖民”等为主要热点。这时期出于国家政治与经济工作的特定需要，对西方文论的开放度有所收缩，并对业已引进的西方文论加强了分析，例如对生命美学、直觉主义、心理分析学、存在主义等思潮中存在的非理性主义偏向进行了严峻的批判；不过，对依托符号学或语言学而生成的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淡薄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新批评等西方文论思潮则予以默许，从而为学者们修炼专业文论素养、加强文论学科建设提供了范式借鉴。

      还可以说，进入21世纪以来属于第四次转向期，表现为以全球消费文化等为热点的新近西方文论范式主导，带有明显的跨学科话语特征。这时期随着中国加入WTO，国家在文化产业上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因而允许包括文论在内的外国学术论著大量引进，这其中既有汉译论著，也有外文原著影印版，还有教材原版等。正是这种更加开放的文化政策给外国文论在中国的影响提供了更大的便利。

      需要看到，这四次转向之间实际上是彼此交错、重叠的。例如，从第二次转向的起始浪潮中可以辨识出第一次转向的浪花，1978至1979年兴起的“真实性”、“典型性”、“形象思维”等论争就可以在“十七年”文论主流中找到渊源，它们只是由于“文革”十年浩劫而断流了。至于第二次转向与第三次转向之间、以及第三、四次转向之间，更具有可谓千丝万缕或藕断丝连的复杂关系。这四次转向的划分，只是相对来看的，目的只在于分析问题方便。

      二 四次转向的动力与特色

      任何一种现代文论转向的发生，必定是受制于特定的动力的，这动力既来自文论内部，更来自文论所从中产生的远为宽泛而深广的社会文化语境，正是这种社会文化语境给予文论转向以深厚的动力。中国现代文论在六十年里发生四次转向，其动力与特色何在？

      第一次转向，其动力主要来自当时以冷战为标志的国际政治与文化格局。由于处在中苏结盟和中美敌对的特定形势下，新生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文论只能求助于苏联范式的文论。随着50年代初一批批苏联文论家应邀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讲学以及出版汉译教材和专著，苏联文论渐渐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这些来自“老大哥”的先进文论，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艺论著的结构性基础上发生综合作用，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社会主义文论的发生和发展。这时期社会主义文论的主要特色，可以简要归结为政治论范式主导，这就是说，文学或文艺是为特定的国家政治服务的，是具有阶级性、倾向性和实践性的。在“文革”十年中，当这种文论范式被当时的极端政治斗争无节制地加以延伸和发挥，反过来变成扼杀文论家和作家自身的政治生命及艺术生命的罪魁时，它们的威信受损就是毋庸置疑的了。它们的在今天从理论上看来仍然具备的那些合理性，在极端政治斗争的残酷打击中也不得不趋于瓦解，从而在新时期文论中内在地和自发地分离出反苏化的力量。不过，如果没有随后新时期的改革开放进程，反苏化力量是不可能演变成实际的西化动力的。